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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將游泳池邊的梯子移除，可憐的社交病患者，就這樣活活給泡死了。

可見社交生活的成功與否對個人的生活品質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報上說，現在患上各種社交疾病的人比過去多，專家多籠統地將其歸咎於壓力，竊以為，“老是覺得今天的社會沒有過去熱鬧”便是壓力的來源之一。雖然“社交”一詞並不原產於中文，不過在中式的傳統話語中還是有幸能找到“熱鬧”、“大傢伙一起熱鬧熱鬧”以及“看熱鬧”之類的替代詞。在這個意義上，過去的確比現在熱鬧得多。從前，我們比最緊張自己及他人的社交生活的美國人擁有門類更為豐富的社交活動，除了中年方槍槍所留戀的上街遊行，從開會到開學習班，從遊行到遊街，從串門到串聯，甚至上山下鄉，都是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特色社交生活。

其實在英語的詞意上，社交就是社會以及社會化的行為，所以社會主義，尤其需要社交。正如哈佛大學主持心智/大腦跨領域研究的Jerome　Kagan教授所言：“這些早期的心理事件就像寫在沙上的名字隨著潮汐而逝。”方槍槍的焦慮，在對早期社交生活的懷念之中不能不隱含了對於重建新型社交生活的飢渴。也就是說，一方面盼望能“彼此見上一面，互相擁抱—下”，另一方面卻又表現出一種對各色人等的真實身份進行甄別以得到“區別”的要求。事實上，“區別”是社交的首要條件，即使在過去那種很熱鬧的社交模式下，“聯動”也念念不忘以“血統論”為甄別標準將他人拒之革命俱樂部門外。當社會經歷過急風暴雨般的洗牌之後，便急猴猴地忙著對己對人做出定義及分類：小資，白領，中產，農民，成功人士，雞，憤青，新左，新右，白領，大款，演員，生於六十年代，生於七十年代，等等，皆可視為社交焦慮的臨床表現。

甄別活動可能有助於大眾化的商業行銷，但只是社交的第一步，而甄別活動中顯而易見的草率和倉促卻無助於社交生活的重建，最終怕是還得指向喪心病狂的“全國見面日”以及“見光死”。其實欲根治方槍槍的心病，把握社交的真諦，過上比較正確比較協調的社交生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低頭想一想搓飯這樁俗事兒——錢鍾書先生早就說得明明白白：“把飯給自己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交際的微妙不外乎此。”

裝情侶

著衣之道，怕就怕“撞衫”二字。兩支正在激烈肉搏的軍隊（只限穿全套制服的正規軍）、兩支狼奔犬突的橄欖球隊、正在巡房的主治醫生以及彼時正躺在病床上呻吟的病人——世界上害怕“撞衫”的人絕不只有這些。

在絕大多數的公共場合，尤其是在那種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公眾場合，一旦發現與人“撞衫”，那種驚悸的感覺，可能並不亞於兩輛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迎頭相撞——這還只是“撞”了絲巾或者“撞”了外套，像情侶裝這種從頭到腳的迎頭碰撞，其視覺及心理衝擊力之強烈，用“車毀人亡”已遠不足以狀之，“火星撞地球”顯然又有點過份，但是最保守的說法，也該是子彈火車撞了磁懸浮火車。

除了穿著情侶裝的情侶，沒有人願意在還剩下一個選擇的情況下穿上與他人相同的服裝。情侶裝（Pairlook）偏偏就是一種有組織、有預謀的“撞衫”行為。當然，它亦遵循著自身的一套T�P�O原則，其中“目的”（objective）一項，無疑是情侶裝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即“使情侶們在旁人眼裡留下‘看上去就是一對兒’的印像。有一句形容倆人”要好得不得了”的老話說，叫做“好得恨不能穿了一條褲子”。情侶裝要向廣大觀眾所做的綠林好漢式的表白，就是“雖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穿著同一條褲子，但願能同年同月同日各自穿上兩條同樣的褲子。”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同衣”即“同意”——下面是一個反證：據李宗仁之子李幼鄰說，1949年1月，李宗仁在南京出席總統就職典禮前夜，專門向即將宣告“下野”的蔣介石詢問明天的典禮上大家穿什么服裝為宜，老蔣說：“你我都是軍人出身，又是非常時期，隨便些，當然穿軍裝。”老李放下電話還有點不放心，又著自己的侍從室去問了老蔣的侍從室，得到答覆如前。次晨，李宗仁侍從室再次致電話請示，答覆依舊，廿四小時之內三問三答，完全一致。當典禮開始，袞袞諸公們粉墨登場之際，只見蔣介石一身長袍馬褂，此時，一身戎裝的一號男主角“李代”已任何絲毫迴旋餘地，跟老蔣站在一起，“看上去”活脫脫就是他的馬弁。當然，老蔣後來還是履行了這個約定，一身戎裝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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