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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齡增長，我們來往越來越少。家裡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沒事愛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卻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難時期，我總是感到餓，多臭多髒多腐爛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卻還挑挑揀揀，這不吃，那不吃。我開始對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餓，卻有品位，非鮮肉不食，非醴泉不飲，能在飢餓面前保持住尊嚴。對比自己，像頭餓豬，一天到晚就想著吃，發了黴，長了毛兒的幹窩頭也當成寶貝。我服了小胖，曾寫過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讚歎過她餓著肚子還能嗷嗷地唱歌看書。

那時候，我為交糧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為朋友吃飯的事與保姆吵。因為這保姆只認糧票，不認人，任何客人吃飯都要交糧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別高興，感到小胖與我站在同一條戰壕裡，不怕父母罵她看不起“勞動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個妓女，很會察言觀色，伺候人。但誰要稍稍有點對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變成潑婦，捶胸頓足，滿院子的罵。

平時我跟小胖幾乎沒有來往，兩個人都住校，週末回家吃飯時，才能見面。她愛看外國畫報、《大眾電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覺得她資產階級思想嚴重，跟她的共同語言不多。

小胖特別喜歡唱歌，記憶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國名著及普希金的詩。她還很“臭美”，愛穿奇裝異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難看，像個癟三，她卻能穿著上街。

自我給周總理寫了告狀信後，父親再也沒打過我。小胖取代了我，總捱打。因為她能言善辯，愛跟父親頂嘴，父親說不過就打。一次，她褲子沒繫好就從廁所出來，進到客廳。那天來了很多客人，她提著褲子與客人寒暄，讓父親非常氣憤。客人走後，大發雷霆。小胖頂嘴，他動手就打。

記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聽見電話鈴響，光著屁股，披條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電話。父親正在午睡，罵她這麼一絲不掛，哪像個大學生的樣子？她不服氣，頂嘴，結果讓父親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義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寵。平時見了我和哥哥，並無很熱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後，她在父母面前卻常替我倆辯護，指責父母對我倆有偏見。她這麼替我和哥哥說話，所帶來的後果，就是她自己也招來父母的訓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沒家，父親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貧困。小胖卻從沒對窮孩子另眼相看。她與燕玲成為最要好的朋友，無話不談。週末總邀請她來家住。

燕玲講：小胖知道我經濟困難，常把自己的東西送給我，自自然然，一點沒施捨的意思。我考上北師大後，小胖說：燕玲姐，你上大學了，什麼像樣衣服也沒有。我有一件大紅棉襖，還有一個紫色的方圍巾都給你吧。我還有，穿不了。這些衣物的質量在當時是相當不錯的了。尤其那個紅棉襖，非常漂亮，很少見。

燕玲說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遲鈍，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從師大女附中畢業考入北京外語學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無錫農村的，家裡很窮，蓋著床破被子，連個枕頭都沒有。她卻一點不嫌棄，還驕傲地對人說男友對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腳趾甲從來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數她最敢給父母提意見。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難，她卻最堅決地保爹保媽。我與她不同，我支援造反派對父母審查。當得悉父母有嚴重問題，可能要被打倒之後，我採取了離家出走的態度。

文革開始後，父母兩人都被兇猛的群眾運動嚇得夠嗆，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覆安慰父母，幫助父母四處蒐集各種訊息，分析形勢，出謀劃策。

1966年小胖串聯到上海，還敢去三姨白楊家看望。那時候，很多人都視白楊為資產階級電影明星，包括我在內，對揭批她都持擁護態度。可小胖卻公開站在白楊一邊，幫白楊寫檢查，出主意，帶材料。

父親被揪到單位裡勞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說兩句話，回來向母親報告。是她幫母親一筆一畫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話刻成蠟板，還是她把姚文元和郭開的文章，對比地摘錄出來，抄成了大字報。

17。小胖姐（2）

當革命造反派召開17萬人大會批鬥《青春之歌》時，小胖帶著母親四處躲藏。後來左派郭開找到文聯，那天正好小胖陪母親到文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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