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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也是我這一生要去完成的事業。

曾遭到過車禍的我對生與死的認識是冷靜的、理性的，我不指望自己非要長壽不可。只要過得充實而滿意，開心而不後悔即可。假如我在42歲從政，且認準了自己的目標了，那麼需要非常認真地做好這份事業。我今年26歲，距上面假設從政的年齡還有16年，這段時間叫做過程。這個過程怎麼走是個關鍵，日本人相信充分的準備高於一切，我走進政壇之後的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我在這個準備過程中的積累如何。因此，這個過程很重要。

與“非典”有關的日子（26）

我18歲選擇來中國是正確的決定，不早，也不晚。今天日本的年輕人都很內向，不願意往外看，缺乏國際視野，充滿封建主義。很多有識之士已看到這個問題，比如，在中國也很著名的企業家、戰略家、教育家大前研一先生等人士也時常鼓勵年輕人走出國門，多接觸海外的東西，才能反思自己的祖國的再生需要什麼。

在許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國是“外國”，但又和一般的“外國”不盡相同，這和中日之間漫長而複雜的交往關係有關。古代時期，日本朝貢給中國，中國冊封給日本。當年的天皇派遣唐使到唐朝，學習城市規劃、先進文化、制度建設等等。今天京都的城市面貌有當年長安的影子。我們日本的年輕人在小學、初中、高中歷史、語文、道德課程裡面，接觸中國史、中國思想、中國人物最多。雖然近年以來日本人的反華情緒或對華警惕感、不信任感有所升溫，但請中國朋友們相信，日本人一向對中華文明有崇拜之心，只是出於面子，不好意思直接表達而已，這裡面有一種逆反的心理，跟我非常尊重與敬佩的韓寒當初的某些做法一樣，叛逆而已。

從經貿往來、地區合作、政治發展、軍事安全、文化交流等任何角度看，中國和日本之間都存在著史無前例的互補性。合則兩利，鬥則雙輸。對正在相對衰落的日本國民來說，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需要一點時間，但我們總有一天會除錯好民族心理，正面接受中國崛起，利用中國崛起，影響中國崛起。我來中國留學，以往年的日本主流意識形態，一定被看成“親華派”或“知華派”，這本身是個榮譽，但我不會接受這一稱呼。在今天的日本，“親華”或“知華”絕不是完美無缺的褒義詞，有了這個頭銜是不好在國內混下去的，如果被貼上對中國有特殊情結的標籤，則會被認為無法從容而理性地站在日本國家利益的角度展開政策。我不知道，中國的“親日派”或“知日派”在國內的境況如何。在瞭解了中國之後，我希望做一個“國際派”，即不是隻有在一個大國學習和生活的背景，而是有在多個大國學習和生活的背景。那麼，除了中國之外，另外的大國在哪裡？

答案不難找到，那就是：美國。

我早晚會去美國的，這是我必須完成的功課。今天的日本國在國家安全上依靠美國，在經濟貿易上依靠中國，這兩個大國對日本維持生計、生存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從我未來在日本從政（當然我也不排斥在國際政治上發展，但合理的位置何在，還在探索中）的角度看，光有中國背景的我絕不會輕易地被選民接受。但既有中國背景，又有美國背景呢？日本是個島國，島國的國民本身有島國根性，這是一種排外主義，因此，對於“國際派”本身也抱著一種叛逆意識。從迎合選民的角度看，或許不出國最好，在國內好好紮根，培植人脈。然而，我還是不能不當“國際派”，因為它是日本實現國家利益的客觀需要，為了國家的未來，我要冒這個風險，值得冒這個風險。

我的強項，也是決定日本再生的兩個根本要素是外交和教育。自從泡沫經濟崩潰，陷入“失去十年”以來，日本國內在熱烈討論“第三次改革”或“第三次開國”。日本人總是被動的，被改革，被開國，或許立足於島國根性，沒有好好把世界上最成熟的危機意識變成危機管理。豐田“召回門”事件是個明證。全球化和中國崛起無疑是促使日本此輪改革和“開國”的外力。如何與中國和美國打交道，如何在國際社會上找到你的位置和靈魂？我說的外交不是外交部門之間的簡單外交，更多指的是民間外交，包括經濟外交、文化外交、青年外交。如何讓我們的企業走出去，讓他們的企業走進來；如何讓我們的文化走出去，讓他們的文化走進來；如何讓我們的青年走出去，把他們的青年請進來……這叫做21世紀的民間外交。

以人為本，靠人發展。任何時代都是如此。沒有絕對的法治，只有相對的人治。在老齡化社會不斷加劇的困境下，如何培養更加優秀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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