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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參議院共和黨籍領袖埃弗裡特·德克森，德克森會利用這些資訊給約翰遜總統的反對者們以有效的打擊”。

沙利文還透露，在1964年大西洋城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約翰遜利用了一個聯邦調查局特別小組。該小組曾在馬丁·路德·金的旅館房間安裝竊聽器，竊聽黑人團體使用的臨街辦公室電話，並建立線人網路滲透到大會的各個派別當中去。這些訊息來源向約翰遜總統提供了一股可靠的資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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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聯邦調查局的背叛者（5）

沙利文舉出了約翰遜助手沃爾特·詹金斯的例子，詹金斯因在基督教青年會男廁所裡進行的勾當受到道德指控而被捕。他還列舉了所謂阿格紐選戰飛機竊聽案（他知道是不符合事實的）、搭線竊聽南越大使館案和監視陳香梅案。約翰遜認為陳香梅是共和黨與南越之間的聯絡人，打算將和平談判拖到1968年選舉之後，從而為尼克松創造政治優勢。

沙利文備忘錄裡的許多內容純屬杜撰，他不能用檔案證明他的任何一項指控。因而備忘錄對尼克松毫無用處，當它後來由約翰·迪安交給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時，被取消了作為調查依據的資格。

沙利文向聯邦調查局的反戈一擊，成了媒體、各種反聯邦調查局書籍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報告用來指控和攻擊聯邦調查局的依據。沙利文因此找到了雪恥的機會，卻給美國國內安全和聯邦調查局將來的工作帶來了慘重損失。

白宮的硬式棒球（1）

沙利文的離去讓我怒火稍息，卻沒有減輕我的工作負擔。在工作中，作為聯邦調查局新的三號人物，我不得不取悅於托爾森和胡佛。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聯邦調查局是一個由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式的人物組成的集體。就像電視驚悚片中表現的那樣，他們冷酷無情地跟蹤追捕不法分子。在現實中，聯邦調查局追捕的是所有形形色色的違法者，從普通罪犯到有組織犯罪分子再到白領小偷。它提供指紋鑑定服務、科學實驗室、訓練部門和用於公開罪案的計算機化網路。在胡佛時代，聯邦調查局在開展工作時受到嚴格監督，有著一條暢通無阻的指揮系統和一支具有高度紀律性和富有成就感的特工隊伍。

大多數文書工作都要經過我的辦公室，包括重大案件和政策事務備忘錄。我還要稽核寄往聯邦調查局以外的重要信件、新特工的聘書、電視稿本和數以百計的其他文稿。雖然如此，但還是有海量的材料交到托爾森手中，再由他轉交給局長。我發現，除非我能預見它們陳述的問題，否則我很難草簽任何一份轉給托爾森或胡佛的材料，它們通常都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討。

作為我的一項工作，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之間，我要向托爾森全面彙報局長採取的每項行動的進展情況，他們總是在十二點整準時開始共進午餐。胡佛希望托爾森能充分利用這片刻時間談談行動的進展情況，這是他們餐敘的一部分。

新的工作還需要我週六加班，胡佛和托爾森週六或週日很少到辦公室，但局長想隨時瞭解情況。犯罪活動從來沒有一天會停止的。我週六不得不在上午十一點前趕到辦公室去審閱積壓的材料，並確定哪些應送給局長，哪些則可以等到週一上午。我通常會加些說明和介紹。審閱工作通常會花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這項工作完成之後，我會將檔案放進“袋子”（一箇舊而破損的公文包）裡，然後交給甘迪小姐，經她轉給湯姆·莫頓，再由莫頓驅車將其送到局長家中。胡佛週六將材料瀏覽一遍，然後在週日認真地細看。每個週一的上午，附有批語和指示的材料就會從局長辦公室拿回來。

對於托爾森，我得為他擬定所有高層人員的晉升和調動推薦信。我在監察處負責人的位置上工作了六年，大多數分局主管、助理分局主管和那些適合提升到相應位置上的人都或先或後為我工作過。托爾森對我很信任，所以會不加遲疑地接受我的推薦信和安排。他經常生病，在其身體欠佳的那些日子裡，我就代他行使職權。

胡佛從來沒有與我談過托爾森迅速惡化的健康問題。儘管托爾森的思維依舊敏捷，但他已經沒有充沛的體力來支撐日復一日的工作。他經常不來上班，由於眼睛的視網膜問題，閱讀檔案變得困難起來。很明顯，對我而言，我的擢升並不僅僅是制約沙利文的一種手段。有人不得不著手接替托爾森的職位了。

我在一間鴿籠式的四室套辦公室裡佔了張桌子，辦公室陳設簡樸，托爾森和他的五名工作人員平時就擠在這裡辦公。會客室那長而高的牆壁上除了幾張小圖片外，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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