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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話令我感到吃驚和不快。我與克蘭丁斯特的接觸很頻繁而且相當友好。我絲毫沒有察覺到我遭到了對方的懷疑。我感到內心裡一股怒火在升騰，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格雷對我表現出來的支援。格雷繼續說道：“我告訴克蘭丁斯特，你我共事多年，你十分能幹，我相信你絕對是忠誠的。我告訴他我不會讓你離開聯邦調查局的。而克蘭丁斯特則對我說，‘帕特，如果你能夠聽我的，我將感激不盡’。”

我吃了一驚，我不想因為我而妨礙格雷被正式提升為聯邦調查局局長。我說道：“我絕不想因為我的原因而導致你無法被提名為局長，那樣我會深感愧疚。我已經在考慮退休，但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是迫於壓力而離開聯邦調查局的。如果能把我作為一名分局主管調到西海岸去，我將很樂意接受這樣一種安排。”

水門事件（4）

“不。”格雷說道，“我不會那麼做的。你在聯邦調查局工作了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我不會這樣對待一個為了國家和聯邦調查局服務多年，能幹而又忠誠的人的。”

我很感激帕特·格雷能夠這樣說。

很久以後，我得知白宮曾經多次對克蘭丁斯特抱怨說我就是那個“深喉”。尼克松的白宮幕僚從沒有任何人曾告訴我，為什麼他們將我視為主要的懷疑物件，但是在我看來，他們的推理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覺得我對格雷擔任代理局長心存嫉妒。他們認為我在聯邦調查局身居高位，可以接觸到有關水門調查的所有資訊，然後再將這些資訊透露給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此來打擊格雷，這樣也許會導致格雷被撤職，從而使我自己能夠得到提升的機會。此外，對於白宮提出的要求，我認為實屬不當，因此也沒有予以配合。我估計在白宮幕僚那裡，我恐怕已經被貼上了“抗令不遵”的標籤了。

的確，在胡佛病逝之後，我很希望能夠被任命為聯邦調查局的局長。但是如果說我對格雷心存嫉妒，那就大錯特錯了。當格雷的任命已成定局的時候，我便已下定決心，為了聯邦調查局，我將盡我所能地協助格雷做好工作。

在水門事件的調查過程中，我的確曾經與鮑勃·伍德沃德碰過一次面。他想和我約談，於是我便在9月裡挑了一天和他會面。為了防止我的話被錯誤地引用，我讓我的助手，監察員沃森·坎貝爾和我一起參加會談。然而伍德沃德採訪我並不是為了探詢什麼訊息。他理解我所處的位置：作為聯邦調查局調查水門事件的負責人，我不能洩露任何有可能會損及犯罪調查的資訊。伍德沃德只是想向我確認他和伯恩斯坦業已收集到的一些資訊的真實性。他讓我告訴他哪些資訊是正確的，而哪些則是錯誤的。在這次會談中，我對一些在公共記錄中便可以查到的資訊進行了確認或者否認，僅此而已。

那時，我沒有告訴伍德沃德，其實我們對於調查的進一步深入開展正日益感到擔憂。經過兩個月的全國範圍的調查，我們已經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來起訴那幾個盜竊犯。但是司法部卻越來越不願意授權我們對一系列業已發現的、違反選舉法的行為進行廣泛追查，其中包括尼克松競選特工唐納德·塞格雷蒂對民主黨所施展的那些骯髒把戲。我們小心謹慎地試圖在內部備忘錄中將我們的不滿清楚地表現出來。例如，在一份備忘錄中我們便提請全域性注意：報界已經斷言審計總署懷疑尼克松競選委員會有違反《競選資金法》的行徑。我們隨之指出：“直至今日我們依然沒有受到司法部的任何指令，來對審計總署的有關報告中涉及的問題進行調查，”並強調說：“對違反《選舉法》的行為進行調查……必須得到司法部的特別指令才可以開展。”在另一份備忘錄中，我們幾乎是在懇求“水門”檢察官，即聯邦助理檢察長厄爾·希爾伯特，讓我們展開更大範圍的深入調查。為此我們寫道：“鑑於聯邦助理檢察長希爾伯特對聯邦大陪審團的證詞做出的詳細評論，對起訴所做的準備以及將會有更多的證人在聯邦大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為此我們預計希爾伯特將會要求我們提供更多的線索。”

但是我們的希望破滅了。我們試圖超越對水門竊案的調查，而擴充套件為對一系列違反《選舉法》行為的調查，但是卻屢屢遭到挫敗。隨著我們的不滿日益加劇，我開始考慮如果某個負責任的媒體能夠透過運用公眾壓力，迫使白宮做出澄清，我們也許便會扭轉這一局勢。如果不會引起其他不良後果，那麼這樣做將會使開展調查的速度加快。從一開始我們就能發現，白宮一直在竭力掩蓋其對水門事件的介入。如果我們這些聯邦調查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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