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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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羅威茨好像沒有聽到我說的話一樣，語氣冰冷地繼續說道：“你的確做過某事卻作證說自己忘記了，這就是做偽證。你這樣做使我別無選擇，只能起訴你犯有偽證罪。”

我並不怕他的恐嚇，說：“我願意接受測謊儀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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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說謊”（2）

霍羅威茨語帶嘲諷地說：“由你們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來進行測謊，能有什麼用處？”

“聯邦調查局早已經不再使用測謊儀了，你可以讓你們自己人來操作。”

他站起來說道：“我不相信測謊儀的作用，無論是由誰來進行測謊。”儘管我一再堅持要求進行測謊，他卻毫不理睬。

回到陪審室之後，他再次詢問我那些關鍵的問題，而我的回答則又令他感到十分不滿。最後他跳起身來告訴我，我將遭到起訴。他把我送到門口，臨別之際告訴我：“以後我會再找你的。”

四個月後，特別檢察官再次找起了我的麻煩。6月初，我接到了從聯邦調查局打來的一個電話。局裡希望與我約談，以便調查聯邦調查局的有關資訊被洩露給《紐約時報》的問題。1974年6月13日，主管探員安傑拉·蘭諾和喬治·米德勒來到我家找我。我此前並不認識蘭諾，但是我知道他正在華盛頓地區分局負責配合對水門事件的調查。

一見面，蘭諾就告訴我約談地點不是在我家裡，而是選在了我家旁邊的一所假日酒店。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的談話將被秘密監聽。我本想拒絕，但是最終我同意了這一安排，因為將我們的對話真實地記錄下來也許對我有利。作為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我本來以為出於禮貌考慮，他們會在局長凱利的辦公室與我約談，但是也許特別檢察官認為如果將我置於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我會更容易屈服。

我還沒有在酒店房間裡坐下，蘭諾便向我宣讀了我所享有的憲法權利。他把一張表格放在我面前，讓我簽名，以示一切都符合法律程式。我連看也沒看，就在上面簽下了我的名字，這令他感到很不滿。我強壓怒火告訴他，對於這套程式，我經歷的次數之多超乎他想象。這令我們之間的談話從一開始就不是很愉快。

我問蘭諾，這次調查是聯邦調查局內部事務，還是特別檢察官交待的任務。“完全是監察處的內部事務，”他說道。但是當我聽到他所問的那些具體問題時，我堅信他是奉特別檢察官之命而來，目的就是為了證明我向大陪審團撒了謊。

由於在1972年總統大選過程中涉嫌舞弊而被聯邦調查局約談的唐納德·塞格雷蒂告訴探員說，《紐約時報》駐華府記者約翰·克魯森曾經與他聯絡，並向他出示了許多聯邦調查局檔案，塞格雷蒂對部分檔案的內容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份檔案就是2月26日備忘錄的影印件，而這也正是霍羅威茨千方百計讓我加以回憶的那份檔案。我向蘭諾和米德勒重複了我曾對霍羅威茨和大陪審團說過的話：在我第一次到特別檢察官辦公室接受約談之前，我這份檔案沒有印象。

我曾經接到過克魯森打來的一個電話，內容涉及基辛格實施電話竊聽一事，但是除了拉克爾肖斯已經公之於眾的有關資訊之外，我沒有告訴他任何東西。我從未將聯邦調查局的檔案交給過克魯森或是聯邦調查局之外的任何人。但是蘭諾對我加以質詢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希望我承認在霍羅威茨將2月26日備忘錄拿給我看之前，我的確曾經見過這份檔案。那樣我就將因偽證罪而遭到起訴，或是被迫提供對格雷不利的證詞。

在此次約談之後，我想對我的這種折磨應該結束了。但是在1974年11月中旬，《洛杉磯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卻開始在報紙的頭版報道我向克魯森洩露內幕訊息，並且正在接受“調查”。1975年，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的助理曾分別與我約談——卻徒勞無功，而且令人憤懣，因為對於我所說的話，他們對絕大部分內容都置之不理，而對少部分內容斷章取義地加以曲解。

此外，聯邦調查局探員在對局裡高階領導的腐敗和濫用職權問題進行調查的過程中，也約談了我兩次。我承認曾經參加過幾次由聯邦調查局公款支付的宴請，並擁有英國軍情五處、以色列情報局和加拿大皇家騎警特殊分部所授予的榮譽頭銜。我還“供認”聯邦調查局的展示科曾經為我製作了一些鏡框，用於將胡佛、司法部長等人的照片懸掛在我的辦公室裡。

“你在說謊”（3）

最後，眾議院政府行為委員會的助理也與我多次約談，目的是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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