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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脫褲子打，有的不脫褲子。有人學文化不認真，也被打軍棍，一邊打，一邊問你還好不好好學了。

站崗走火，虛驚一場沒什麼。若是敵人來偷襲了，哨兵睡著了，那後果就嚴重了。實際上，從游擊隊到抗聯，這種苦頭各軍都沒少吃。各軍、路軍的條例、規則，就是在這樣的經驗教訓中建立、並細密起來的。而隨著鬥爭環境愈來愈殘酷，比之後面將會陸續寫到的那些難以下筆的懲戒行為，上述這些已是小巫見大巫了。

九、蕭牆之患

第31章　下江無政府

辦事處，事難辦

5月的下江，樹葉關門了，鮮花漫山遍野。萬紫千紅中最惹眼的，是雪白、桃紅和淡紫的大煙花，一片片在陽光下流香溢彩。兩個月後，花朵變成雞蛋大小的綠色的煙桃，就是收大煙的季節了。一頂頂草帽在煙海上漂移著，兩個人“一把刀”。前面的操刀手，刀尖在煙桃上旋一圈，乳白色的汁液就滲出來。後邊那人左手中指上掛個小鐵盒，其餘手指抓住煙桃，右手食指在上面轉圈一抹，再把沾上的汁漿在盒沿上一刮。晚上還要煉煙膏，把煙漿倒鍋裡熬成咖啡色的軟膏，放到抹了豆油的牛皮紙上，每份半斤，叫“大煙分子”。收煙人的工錢，一般都在所熬煙膏的1/10左右。

每年7月，是莊稼人掙幾個活錢的時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裝收大煙稅的時候。

在救國軍、山林隊都集中於大煙地的時候，我的意見：最近把隊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進行農村運動及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煙稅，徵收的辦法不是去隊保護，而是向保護煙地的隊伍提出，隨便他們給多少，向大煙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幾，以不妨礙我們的重要任務及活動為原則。

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給中共吉東特委、寧安縣委及五軍黨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筆者見到的最早的有關文字。

至於其他捐稅，就不像大煙稅的季節性這麼強。而在大煙種植地區，捐稅也常是大煙。“滿洲國”的特色之一，大煙就是錢，在一些地區甚至比錢還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煙，就意味著有了糧食、衣物，乃至彈藥。

談到1937年下江的抗聯部隊，當時各軍的檔案幾乎都用了“蝟集”兩個字。

後來抗聯的11個軍，除了1軍、2軍和10軍，這時基本都在下江地區。

1935年9月初，李學忠率2軍2團西進南滿，在濛江縣那爾轟與1軍會師時，場面熱烈感人。當地民眾殺牛送面，傾其所能弄“好嚼裹兒”，款待遠道而來的2軍。舉行兩次軍民聯歡會，之後召開聯席會議，交流游擊戰爭經驗，制定兩軍共同作戰計劃，訂立“抗日救國競賽公約”。還互贈禮品，1軍送給2軍兩支匣子槍，2軍送給1軍幾顆手榴彈。

儘管史料中沒有記載，採訪中也無人提及，類似情景在北滿、吉東也是應該有的。特別是敵我搏殺得難分難解，或者力不能支時，一支聯軍趕到，那種勝利後的戰地會師，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餘縣，蝟集了8個軍的兩萬左右聯軍後，不時聽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聲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軍三師黨委關於木營稅款分配問題給軍特委的信》中說：

關於五軍三師與七軍三師對獨木河木營問題之初步討論，我們認為非常的不滿意。查該木營並非小規模之木營而外大批所預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萬五至兩萬多之圓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錢稅款，圓棍子每根二元錢的稅款，這是很大的一筆收入。

我們根據了“聯軍窪峰會議草案”，有權利提出分得該項收入之一部，因為這是我們中國的山林出產，並不是哪一個軍單獨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個軍自己單獨工作的結果。

一年前的2月，在窪峰河9軍行營召開的聯軍會議，關於“經濟軍需籌劃措置及徵發”、當年“春季服裝費實行地畝捐”、“地畝捐各軍分擔徵收區域”、“給養徵發區域”等等，都有具體規定、劃分。參加會議的為3軍代表和5軍、8軍、9軍的軍長，雖無4軍、6軍、7軍和獨立師人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操作的“聯軍哈東辦事總處”，總處長由聯總任命，“總處長以下按哈東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現實情形，各軍選派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或軍參謀長為代表參加總處”。

1938年5月17日，《馮治剛關於六軍徵收地畝捐問題給宋一夫的信》中說，原以為6軍在這方面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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