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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曾國藩所訓練的水陸兩師的總人數共一萬人，其中水師十營，前、後、左、右、中為五正營，五正營之外又分五副營，各營的帶領營官分別是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水師共五千人；陸勇亦五千餘人，編列字號，將五百個人編為一營，“其非湘鄉人各領鄉軍者隨所統為小營”，共十三營，各營的帶領營官分別是塔齊布、周鳳山、朱孫詒、儲玫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營總統，陸師則統統接受塔齊布的率領。“合以陸路之長夫、隨丁，水路之僱船、水手，糧臺之員弁、丁役，統計全軍約一萬七千人”。他們所準備的糧臺，帶米一萬二千石，煤一萬八千斤，鹽四萬斤，油三萬斤，甚至連軍隊中所需的器物，打造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們也一併帶了去。曾國藩的水師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當初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沿湘江而下長江，直接到達金陵，沿途船伕紛紛攜帶著船隻加入了太平軍，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風帆到處都有太平軍的旗號，清軍水兵還沒開始戰鬥，便潰不成軍。湖北巡撫常大淳頗有見地地於咸豐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陸攻武昌，船炮充斥。聞湖南大軍有廣西炮船，江南水師有廣艇炮船及中小號炮船，請調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賊勢，斷其糧運。”在這個時候，曾國藩和他真是“心有慼慼焉”，於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專門寫了一篇奏摺《請籌備戰船折》道：“該匪以舟楫為巢穴，以擄掠為生涯，千舸百艘，遊奕往來，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我兵無敢過而問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區域，城池莫不殘毀，口岸莫不蹂躪，大小船隻莫不擄掠，皆由舟師未備，無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顧水次，該匪飽掠而去，總未大受懲創。若今為保省會之計，不過數千兵勇，即可堅守無虞；若為保全楚之計，必須多備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現在兩湖地方，無一舟可為戰艦，無一卒習於水師。今若帶勇但赴鄂省，則鄂省已無賊矣；若馳赴下游，賊以水去，我以陸追，曾不能與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維，總以辦船為第一先務。”在這裡曾國藩精闢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實戰狀況，並由此而得出結論，即必須對水師加倍重視；不僅如此，曾國藩在建立湘軍之初，就從戰爭的全域性考慮，認為“先肅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後才可以把安慶、蕪湖、金陵三重鎮逐一攻克。

所以，曾國藩之所以能夠認真地對待水師建設，一方面是因為現實的軍事力量對比，另一方面則是從長遠的戰略方針出發來考慮的。他在衡陽“鳩工購材，試行造辦，成造樣船數只”，但是因為“工匠太生，規模太小，不足以壓長江之浪，不足以勝巨炮之震”，此次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後來湖南巡撫將水師守備成名標送來，同時也送來了廣東繪製的拖罟、快蟹船式，湘軍才又仔細琢磨，依據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為長唇的寬舷，“又推五日競渡船意，為短橈長槳如蛇足，以人力勝風水”。不久，曾國藩又將造長龍戰船的任務委派給同知褚汝航在湘潭製造。這樣，曾國藩的水師便具有了初步的規模。他從衡陽發兵出征時，所配備的船隻已經有“拖罟一號、快蟹一號、長龍五十號、三板艇一百五十號，皆仿照廣東戰艦之式，又改造釣鉤船一百二十號，僱載輜重船一百餘號”，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門炮配備在船上，已經具有了初步的規模。但和有數萬只船的太平軍水師比起來，其規模實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軍的船隊均由民船、商船編成，對於運輸有益，但是在戰鬥方面卻不行，雖然經過簡單的改裝，卻沒有很強的戰鬥力；而湘軍的戰船卻是專門為戰爭所作的，便於戰鬥。與此同時，湘軍戰船上配備了上千尊洋炮，都是從香港購買來的，而太平軍戰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湘軍水師對於操舟、作戰、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陽的時候已經經過了一些訓練，且在衡陽、湘潭兩處設有船廠，對舊船進行修理，同時為補充船隊也製造新船。湘軍水師的組織也都非常的嚴密，因為太平軍水師不對自身建設多加重視，所以這方面也根本無法同曾國藩的水師相比。兩軍經過長期的較量，特別是發生在咸豐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漢陽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鎮之役，太平軍水師三次都失敗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湘軍水師則因此而在長江稱霸，也就成為了曾國藩最親信、最可依賴的力量。

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嶽州之役（2）

且說曾國藩從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起，帶領水陸兩師出發，浩浩蕩蕩，進駐長沙。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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