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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讀到布羅代爾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才發現這種生存競爭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於在人和驢之間，更不限於本世紀七十年代，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歷史事實。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發現，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役畜非常少，對水力和風力的利用也不充分。這就是說，此種生存競爭不光在人畜之間存在，還存在於人與浩浩蕩蕩的自然力之間。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場上反對水和風了，因為這種對手過於低階，勝之不武。而且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裡，大概是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文化裡，只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只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麼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面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中國史學界沒有個年鑑學派，沒有人考證一下歷史上的物質生活，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布羅代爾對中國物質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詳盡——這件事其實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帶，根本就見不到風車、水車，這種東西只在邊遠地方有。我們村裡有盤碾子，原來是用驢子拉的，驢沒了以後改用人來推。驢拉碾時需要把眼矇住，以防它頭暈。人推時不矇眼，因為大家覺得這像一頭驢，不好意思。其實人也會暈。我的切身體會是：人只有兩條腿，因為這種令人遺憾的事實，所以暈起來站都站不住。我還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陳永貴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頭驢子比賽負重，驢子摔倒，永貴大叔贏了。我認為，那頭驢多半是個小毛驢，而非關中大叫驢。後一種驢子體態壯碩，恐非人類所能匹敵——不管是哪一種驢，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車，人也比驢強。我認識的一位中學老師曾經用客觀的態度給學生講過這個故事（未加褒貶），結果在“文化革命”裡被鬥得要死。這最後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國為什麼沒有年鑑學派。假如布羅代爾是中國人，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農村物質生活的書，人和驢比賽負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紙黑字寫了出來，“文化革命”這一關他絕過不去。雖然沒有年鑑學派那樣縝密的考證，但我也得出了結論：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面有這麼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文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慾”；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米歐與朱麗葉》）

這篇文章寫到了這裡，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文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畢竟是些聰明人。雖然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但是布羅代爾對十七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包括北京城裡有多少人靠揀破爛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後下結論道：在這一切的背後，“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麼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麼活著就不壞吧。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人性的逆轉（1）

一

有位西方的發展學者說：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說，有些人受窮，是因為他不想富裕。這句話是作為一種驚世駭俗的觀點提出的，但我狹隘的人生經歷卻證明此話大有道理。對於這句話還可以充分地推廣：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種生活方式；追求聰明是一種人生的態度，追求愚蠢則是另一種生活態度。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樂，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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