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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福!你是個用心的,悟到這一步,老爺子在天之靈應該十分欣慰了。不過——”李綬武瞄了我一眼,又向其餘五老道,“諸位老兄弟可曾想過,萬老臨終留書,何以用右手寫下‘泯恩仇傳香火會六龍知天命’,卻又用左手寫下隱著個‘嶽子鵬知情者也’的字謎呢?右手是慣常持筆之手,僅書十二字;左手原不習於行文,卻寫了四十四個字的《菩薩蠻》,豈不謬悖常情?”
這一問,顯然把孫孝胥、汪勳如、趙太初、魏誼正都問住了。我老大哥則低頭傻瞪著自己的左手、又瞪瞪右手。倒是錢靜農又露出之前那種老屁股兔子哥的神色,衝我不住地點起頭來,口中的答話竟似與李綬武所問者無關:“大春也頗能識書,我卻問你,《禮記·玉藻》同《漢書·藝文志》相提並論起來,孰為可信哪?”
以我的一偏之見而言,《禮記》在群經之中是後起之書,西漢諸儒多講《儀禮》,東漢諸儒講《周禮》。《禮記》之所以受重視,多半是因為《儀禮》、《周禮》不再能通行實踐,才需要靠《禮記》來作一疏證會通。此書最早且稱完整而流傳的是鄭玄的注本,鄭玄出生於西元一二七年,上距《漢書》作者班固之死已經三十五年,若以孰為近古言之,班固的《漢書》自然著述得較早。然而錢靜農這麼沒頭沒腦地把一經、一史二書中略不相涉的兩個篇章拿出來討問,似乎不只是在問我:“哪一部書中之言較早出而可信?”或者“哪一部書中之言較後出而轉精?”他像是要我但憑直覺應對作答。我眨了眨眼,道:“你既然瞎問、我就瞎答——我還是信班固的。”
“敢問其故?”錢靜農紫臉上的五官一開,笑得更得意了。
“班固是世襲蘭臺令史,搞的就是紀實立言,比起搞經術思想的那些個儒生動不動就祭出一個尊經法聖的幌子來借注立說,真個是‘述而不作’,老實得多。”
“此子恐是王若虛的信徒,”李綬武摘下眼鏡,似是忍不住微笑著插嘴道,“所謂‘若謂聖人之經,不當變易以就己意,則寧闕之而勿講,要不可隨文而強說也。’儒生解經,常對法說相,越解得歧駢枝蔓、越覺立異鳴高,反而因相失法。好一個‘述而不作’!那麼我且多問一句:你可知靜農為什麼拿《玉藻》、《藝文志》來瞎問於你麼?”
我當然只能搖搖頭,道:“寧闕之而勿講,不可隨文強說!”
錢靜農當下一拍桌面,喝了聲:“好!”但見那五顆彈頭給震得向上衝飛,在半空之處叫他一把攫住,接道:“《玉藻》說的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而《藝文志》說的則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如今你既然省得了萬老臨終所託,竟是覓一記言之人,何不便將了這五個信物,去尋那‘嶽子鵬知情者也’?”
“方才你還在問:為什麼是你?為什麼不是你呢?”李綬武虎瞪起一大一小兩隻眼珠子,一臉麻瘢湊到我鼻尖上,仍舊狺狺笑著,道,“令尊當年要是肯不計出處安危、抗首任事,咱倆一裡一外,恐怕早就把‘哼哈二才’暗中勾串洪魔的事證蒐羅齊詳、公諸於世,哪裡容得這二廝日後在萬老身邊嚼舌嚼黃胡開口、嘮噪出個‘周鴻慶’的案子來?即便是萬老昇天之後,我還等了令尊一年又五個月,結果呢?令尊畢竟辜負了我!”
錢靜農攪握的那五顆子彈在此刻喀喀啦啦落入我那雙不知何時竟已攤開的掌心之中。我聽見萬得福對我老大哥說:“他原本就該是個光棍,卻到今兒才算是回了家!”
我把五顆彈頭交到彭師父手上的時候,他跟我說了兩句話:“看光景是長了點兒見識——屋裡說去罷!”
離開彭師父的家之前,他交給我一個用金懷錶鏈條束著的布包兒,布包兒是淺藍色薄綢袍子前襟的一角,上頭還灑了幾滴早已乾涸、呈暗褐色的血汙痕漬,鏈條和袍襟之間則塞著一枚鈔票大小的紙方。彭師父告訴我:“聽萬老爺子說,裡頭是一卷音帶——你,可以回去了。”
在這一頭一尾之間,我問了他許許多多的問題。無論他怎麼說,都讓我覺得,“越活越回去大俠”自己那殘破、飄零的大半輩子竟然像連綴著百衲衣的針黹,扃著、穿引著、補充著他身邊所有的人們的生命。他從來不是這個世界上任何一隅的中心,他的存在總只能襯托出其他人巨大的幸福和痛苦。如果有誰要以他個人的經歷攝製成一部劇情片,則彭師父也只合是個龍套——且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誰能平庸到那個程度來飾演他的角色。他唯一值得丁點筆墨的地方是曾經偷偷摸摸練成了《無量壽功》之中所載的五層功法,然而即便如此,在施展此功之際,他的肌膚腫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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