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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裡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麼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裡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只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裡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雲人物。到了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後就被人整成了“三種人”。到了這個地步，就只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裡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裡，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痴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裡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穫到優雅，收穫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穫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里，什麼都收穫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裡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裡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彷彿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型，它在哪裡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

因為太太在做婦女研究，讀了一批女權主義的理論書，我們常在一起討論自己的立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有一種接近某種女權主義的立場。我總覺得，一個人不尊重女權，就不能叫做一個知識分子。但是女權主義的理論門類繁多（我認為這一點並不好），到底是哪一種就很重要了。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認為，性別之間的不平等是社會制度造成的，要靠社會制度的變革來消除。這種觀點在西方帶點階段論的色彩．在中國就不一樣了。眾所周知，我國現在已是社會主義制度，黨主張男女平等，政府重視婦女的社會保障，在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感到了社會主義女權理論的不足。舉個例子來說，現在企業精簡職工，很多女職工被迫下崗。假若你要指責企業經理，他就反問道：你何不問問，這些女職工自身的素質如何？像這樣的題目報刊上討論得已經很多了。很明顯，一個人的生活不能單純地依賴社會保障，還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個人得到的社會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權主義門派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向社會尋求保障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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