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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能感受到自己的恩惠，他們對民心的歸屬極為敏感。田單疏忽了這一點，無意間觸撞了君主的忌諱之處，受到了猜忌。

為了爭奪被田單掠走的民心，襄王採納了貫珠者的建議，他利用自己的君主地位，對田單的施民行為大張旗鼓地表彰，甚至提出一些更為優厚的惠民措施安排田單去做，他把上述表彰和安排有意公開，使人們傳揚出去，實際上是有意顯示自己對民眾的恩惠之心，使百姓感受到王恩浩蕩的滋潤，也藉以向人們表白，田單不過是君王恩惠的傳送者，他所送來的恩惠，其實是君王賜予的恩惠。而當某些地方受不到恩惠時，民眾必然認為是田單傳送不及所致。齊王採取這種辦法，不但徹底取消了田單惠收民心的可能，而且使田單必然承擔偶爾惠民不及的責任。

齊王心惡田單之時，對田單有兩種對待辦法，一是處置他，二是嘉獎他。第一種君臣殘殺的辦法不僅會削弱楚國的力量，示弱於天下，而且會徹底地失去民心。齊王採取第二種辦法，收到了意外的效果。應該說，齊王對田單的嘉獎完全是在私慾支配下的一種權術行為，這裡是虛假的惠民，別有用心的嘉獎，缺少的是誠實和諧的人格形象。事實上，一副狹小的胸懷中畢竟難以長存恢弘的君子氣度，古人云：“務偽不久，蓋虛不長。”（《管子？小稱篇》）任何虛假的面孔因為和本我人格相違背，終究會暴露出來，留給人的只是虛偽的印象。如果襄王具有真正的愛民之心，又具有博大的胸襟，那他必會有對田單由衷的嘉獎，必會有一個誠實和諧的人格形象，人們無疑也會讚許他駕馭下屬的高明的施政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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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君臣：口諾實辭，口是行非

列國複雜的矛盾糾葛常使某些國家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戰國中後期秦國在西部崛起，與關外數國的矛盾異常突出。齊國居處東土，與秦國沒有接壤，兩國的矛盾稍微緩和些，但這種局面卻常常使齊國處於兩種勢力爭奪的兩難境地。齊國曾經用口是行非的策略手段謀求對這種困難處境的擺脫。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和《資治通鑑？周紀四？赧王中》記載，秦昭襄王見七國國君都稱王號，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尊貴，於是準備稱帝。他為了拉攏齊國，使齊王與自己分擔各國的責難，乃讓齊湣王也同時稱帝。齊湣王受到秦王推舉，很是為難。如果接受帝號，勢必得罪關外五國；如果推辭帝號，則又拂逆了秦王之意。後來，齊王採納了蘇代之計，採取“受之而勿稱”，接受帝號但不使用的辦法，一時應付了秦王，又未得罪五國諸侯。

與此相同的另一件事是，《列國志》根據《史記？楚世家》所載楚懷王合縱六國軍隊伐秦時“齊獨後”的事實，生動地描述了齊國當時對出兵###一事的計策謀劃：“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莫如發兵而緩其行。發兵則不與五國為異同，行緩則可觀望為進退。”（第九十一回）按照這一籌劃，孟嘗君田文率兵參戰，但他一出齊郊，就突然稱病治療，一路耽擱不行，直到五國軍隊在函谷關之外被秦軍打敗逃歸，齊軍尚未進入秦國疆界。

齊國在上述兩難的場合都是採取了口頭應諾但不真正實施的策略手法，在兩種勢力的尖銳對立中，一種勢力首先拉齊國入圍，齊國口頭上答應了其相約之事，因而取得了該勢力的歡心；但另一方面，齊國在實際行動上找他事作藉口，並不真的履行諾言，因而也不得罪另一相對立的勢力。齊國用這種口是行非的計策來應付兩難的處境。

應該說，口是行非的計策使施計人一時擺脫了眼前的困難處境，為其觀察事態的發展，選擇穩妥的立場和方針提供了較充足的時機。然而，它也給施計人從長遠上帶來了消極的作用：首先，它是一種傷害施計人信用的手段。儘管施計人在做出違背自己承諾的行動時，會找其他事情作藉口，巧妙地搪塞別人，但箇中隱秘終究會被他所搪塞的人所看清。如果多次使用此計，其心跡必然大白於天下，會造成世人對其歪曲型人格的塑定。其次，兩種勢力的對立和爭奪，不會與施計人絕對無關。施計人對兩種勢力一味取中立和觀望的態度，似乎避免了矛盾，實際上並未能徹底解脫於矛盾之外，兩種勢力爭鬥的長遠後果必然直接影響到施計人本身。口是行非，企圖超脫於矛盾之外，反映了施計人對自己長遠利害的短視，從事情發展的全過程看，實是一種坐待焚身的拙策。比如，在秦國吞噬關外諸國的關頭，齊國只有支援五國的生存，才能保證自己的生存。齊國的執政者看不見這一長遠利害，居處於戰爭的背後坐觀列國爭鬥，沒有給五國以堅決的支援，遏制秦國的兼併，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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