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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俄羅斯教會和宮廷，堅決反對在佛羅倫薩（1439年）達成的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聯合的協議。無疑，俄羅斯人認為君士坦丁堡最後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對東正教向天主教無原則屈從的懲罰。君士坦丁堡淪陷五年後，大主教約拿尖銳地評論了他所認為的這一事件的原因：“我的孩子們，你們都知道，都城君士坦丁堡被保加利亞人和波斯人團團包圍達七年之久，在這七年中，曾有許多災禍降落其頭上，不過只要希臘人那時堅持他們的信仰，君士坦丁堡是不會蒙難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後，俄羅斯人將莫斯科視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們受上帝之命保衛它，維護它原有的純潔。15世紀末，修土菲洛修斯寫信給伊凡，清楚地表達了這一深刻信念：

古羅馬教會之所以滅亡，是因為阿波利那裡斯的異端那說；至於第二羅馬教會，即君士坦丁堡教會，則是被以實瑪利的後代的斧頭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羅馬教會——神聖使徒教會——在您強有力的領導下，燭照整個世界，比太陽還明亮。整個東正教世界都歸您統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聽呀！哦，虔誠的沙皇，前兩個羅馬雖已滅亡，第三個卻依然聳立，而且決不會再有第四個。

伊凡完全理解地接受了這一信條，它極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誇耀了他的使命。在索菲婭的慫恿下，伊凡採用了拜佔廷宮廷的禮儀，選擇了拜佔廷的雙頭鷹為他的徽章。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為沙皇和專制君主，他的頭銜也相應地變得崇高輝煌：“感謝上帝的恩賜，伊凡是全俄羅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特維爾、彼爾姆、烏格拉和波爾法以及其他公國的大公。”

這樣，拜佔廷在作為第三羅馬的俄羅斯領土上繼續生存。這一第三羅馬之所以能倖存下來，是因為它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堅固的根據地——它包括了遼闊的歐亞大陸平原及不久之後烏拉爾山脈以東的廣闊無垠的西伯利亞地區。這完全不同於1453年前苟延殘喘了幾個世紀、縮小了的拜佔廷。紅衣主教貝薩里翁所提倡的維新，絲毫未在註定滅亡的、與時代不合的拜佔廷引起過任何反應。（見第十七章第三節）但在俄羅斯，某些沙皇卻以貝薩里翁的角色出現。作為龐大帝國的專制君主，他們擁有將自己的願望變為現實——不過是不完全地——的權力和財力，從而，如修土菲洛修斯所預言的那樣，保證第三羅馬不會遭到第二羅馬的厄運。

第四編

歐亞大陸的中世紀文明，500…1500年

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邵雍（新儒教徒，1011～1077）

第十六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漢朝最終由隋、唐繼承，使中國文明繼續沿著傳統的道路發展，這種情況與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方所發生的獨特變化形成鮮明對照（見第十一章第三節）。隨後1000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現在，即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

從6世紀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16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水路侵入中國，這1000年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種穩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壞事。說它是好事，是因為在這1000年中，中國社會比世界其他任何社會，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質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說它是壞事，是因為正是這種成就和舒適，使中國雖不是絕對靜止，但卻相應地保持不變。然而，在這同時，如下章所述，西方由於技術發展早、經濟繁榮以及社會、政治等多種因素，正在發生著變化。而所有這些形成一種推動力，最終導致世界性霸權。結果，極為穩定而又保守的中國社會，被西方的不可阻擋的擴張主義弄得四分五裂。但這一點不應抹殺：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

一、隋朝統一中國

隋朝（589—618年）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約早八個世紀的秦朝一樣。兩者都在經歷長期的混亂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然後，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這過程中，它們都沉重地壓迫人民，都遭到了眾多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以致都幾乎是其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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