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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交接。 由於兩國關係一直友好，又充分考慮到澳門的一些特點和實際情況，中方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在制定對澳門的具體政策時，對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都儘量予以照顧。澳門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裡，即所謂“土生葡人”，他們有較特殊的社會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聯合宣告中承諾，要依法保護這批居民的利益，並尊重其習慣和文化傳統。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門的文化遺產和影響的延續，中###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協議中特別寫入“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並同意葡萄牙語除作為正式語文外，仍可作為教學語言的內容，將文化、教育、語文方面的條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有關澳門迴歸時政權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慮到葡萄牙早已從澳門撤軍，我解放軍進駐澳門時，便沒有像香港那樣的軍事交接問題。因此，解放軍沒有在政權交接的午夜零時開進，而是在迴歸日的白天，在燦爛的陽光下，威武進駐。   。。
平靜中的澳門迴歸（二）
澳門的過渡期幾乎與香港的過渡期同樣長，但面臨的問題頗不相同。 為了實現平穩過渡，澳門在過渡期要解決“三大問題”：即語文、人才和法律。這三大問題成為中葡外交磋商中自始至終的重要議題。中方在各個層面都積極地推動並協助葡方解決這些難題。這中間，當然也會出現一些意見分歧，但雙方基本沒有公開爭論過，而是協商解決，最終完成了工作。 在此期間，兩國領導人曾多次互訪，澳門問題自然也是雙方磋商的重點。在澳門問題上的良好合作，可以說促進了兩國雙邊友好關係的不斷發展。 1991年2月，我首次訪問葡萄牙，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並與葡方就中、葡語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正式達成協議，為推動上述“三大問題”的解決邁出了重要一步。 說起來，葡萄牙成為1989年之後第一個接待中國外長正式訪問的西方國家，並不是偶然的。由於在澳門問題上合作得很好，雙方在過渡期中可以展望到澳門交接之後中葡友好合作的廣闊前景。因此，在兩國高層交往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澳門問題的順利解決，可以有力地推動中葡關係以及中國與歐盟之間關係的發展。 在過渡期內，我同葡萄牙外長多次會晤，討論澳門過渡的有關問題，也以外長身份或陪同我國領導人幾次訪問過葡萄牙。其間，還第一次訪問了澳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9年3月，我以中國副總理的身份，應澳門總督之邀，去澳門出席澳門文化中心揭幕典禮，並在那裡與葡萄牙總統桑帕約會晤。 這是我第一次踏上澳門的土地。而在香港迴歸前，我並未能以官方身份正式訪港。 澳門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既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葡萄牙的傳統文化，更有澳門本身的文化。澳門同胞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孫中山先生早年就在澳門生活、行醫。著名作曲家、《黃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也是澳門人。 在與桑帕約總統會晤中，他表示很關心澳門迴歸中國後，能否繼續保持自身的特色，並希望澳門過渡期的結束，將給中葡兩國關係帶來新的積極因素。他還特別告訴我，他將親自出席澳門的政權交接儀式。在這次會晤中，我們就澳門過渡期最後的270多天裡的雙方合作和所有有待解決的問題交換了意見，取得了進展，雙方談得十分融洽愉快。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之間終於順利完成了澳門迴歸的政權交接。 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了那天的交接盛典，見證了那一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 至此，港澳兩地迴歸的任務都已完成，中國人民更有理由期盼，臺灣能夠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從而最終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 “何日兩岸同，天意遂人願。”這也是我晚年的心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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