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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界限和侷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認識和說明。

比如說，可以把這一代人和同一時期的西方知識分子作一下比較。在歐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國情況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個過渡時期：“五月風暴”和反戰運動都剛成為過去，以“里根—撒切爾主義”為標記的朝代還沒有來臨，還有，於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嬰兒潮”一代，似乎也已經筋疲力盡。然而，在這表面相似之後的故事其實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開的時候，人們發現在歐美文化界盤踞要津的當代知識分子們突然換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亞精神已化作了煙塵，不再有四處號叫的金斯伯格，不再有特里林驕傲的獨立姿態，更別說到街頭賣報紙的薩特，新一代是依附於學院的埋頭做學問的教授，是依附於實驗室或公司沒日沒夜賣命的白領職工，是所謂“技術專家治國型知識分子”。西方知識界的這個變化雖然早有徵兆，但還是讓人覺得突然，不免引起種種疑問和反思，以致美國學界開始討論這樣的問題：誰是最後的知識分子，今天到底還有沒有知識分子？對比之下，本書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運就很不一樣。雖然這些人後來也先後變成了學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藝術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長經歷，無疑在他們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讓他們的態度、作風、思想都有一種不受秩序拘束，不願意依附權力的品質。大概正是這些特點，讓這個群體在中國發生劇烈變革的時代發揮了其他知識群體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他們，無論“思想解放”或者是“新啟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發生。

李陀：序言（4）

在這樣一篇短短的序言裡，我們不可能對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和歐美知識分子的變化發展作具體的比較，也不可能對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為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檢討。但是，在編輯和閱讀本書中的這些回憶文字的時候，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現了這樣一種迫切性，就是無論知識界自身，還是知識界以外的人，大家都應該來關心一下知識分子問題：到底什麼樣的人才算知識分子？到底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當然這不是什麼新話題，過去已經有過很多討論，也有過非常重要的論述，例如葛蘭西關於“有機知識分子”的理論。不過，今天再來關心這個討論，我們首先還是要從自己的現實問題出發。如果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強烈的對比，很諷刺的是，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也出現了“學院知識分子”、“專家知識分子”的群體（一個多少讓人覺得尷尬的事實是，本書中的主人公里，有不少人也成為了這些新群體的成員），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這個群體的數量在急劇地增加，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很可能（或者已經）成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主體。這當然不是沒有引起注意。最近無論在報刊上，還是在網路上，都有不少關於對這個群體的議論和批評，在這些言論背後，其實還是一個問題：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我們在期待什麼樣的知識分子？

學院和專家型別的知識分子如此增長、集聚和凸現，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一次大變，但並不是唯一的新變化。從知識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關注和思考的新現象和新問題相當不少。近二十年報刊網路等新舊媒體的急速擴張所造就的一個龐大的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也是一個足以影響歷史進展的大事情。不過十幾年的光景，這個群體已經非常龐大，而且還在繼續擴大，很難估計在將來這個群體將龐大到什麼程度。不過數量還在其次，關鍵是，既然這個群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領域，都有著現實和潛在的巨大影響，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該如何定義，如何估量。從傳統意義上說，他們當然是知識分子，但是，就這個群體和國家、市場的關係而言（其中很多人已經是文化和娛樂界的明星），他們真是知識分子嗎？如果不是，他們是什麼？如果是，他們又應該如何認同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盡知識分子的責任？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確的答案，更不用說達成共識。何況，這類問題還有很多。

在某種意義上，《七十年代》這本書已經參與了這些提問和討論，儘管此書其實是一本回憶文字的集合。以歷史記憶進入這類思考和討論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讓我們的討論有一個歷史的維度，有歷史的縱深。不過，本書提供的歷史記憶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說是相當狹窄的，因為涉及知識分子的歷史太廣了，其中有的，已經形成某種記錄，但還有更多的，至今還沉睡在記憶之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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