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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長達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滅陳而告終結。隋統一天下，所因襲的成資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時，尉遲迥就統兵入川，佔領南朝益州。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滅陳之戰拉開序幕。其進軍部署亦與西晉滅吳之戰頗似，也是從下游、荊襄、益州三個方面同時進攻：蓋州方面，楊素率水軍出永安（今四川奉節），順流東下；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楊素夾擊據守西陵峽口等上游各地之**；楊俊率水陸軍出襄陽，進屯漢口，切斷建康與上游的聯絡。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上起五層樓，高百餘尺，容戰士八百人。大舉之日，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楊素坐平乘大船，陳人嘆為江神。楊素、楊俊將上游**悉數牽制在湖北境內。賀若弼、韓擒虎則率軍在下游強渡長江，合圍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陳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軍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別向江淮、荊襄、四川發起進攻。蒙古窩闊臺汗時期，蒙古軍三次攻入四川，並試圖由重慶、萬州、夔州東下，出荊襄之上；蒙哥汗時期，蒙哥汗採用降將郭寶玉所建議的大包圍戰略，欲以迂迴南宋長江防線的後方，其進軍雲貴之戰亦以攻略四川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發軍三路，傾國南下，蒙哥親率蒙軍主力入川，欲先攻佔四川，然後東出夔門，與其它兩路會師鄂州，再順流直下，攻取臨安。不過，戰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陣亡而出現轉機，蒙哥汗陣亡後，蒙古軍北撤。到忽必烈汗時，蒙古軍將攻宋重點移至襄陽方向，但無論是攻襄陽期間還是後來東下臨安期間，蒙古軍都在四川發起牽制性作戰，以破壞宋軍上下游之勢的維繫。

歷史上，幾次南北對峙都以北方統一南方而終結。北方能統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對四川上游的經營。

南北對峙時，四川對於南方的意義有過於北方。誠如顧炎武所論：“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並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為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窺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

三國時期，魏、蜀、吳雖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勢的形成，實賴孫劉兩家結成聯盟以共同維繫長江上下游之勢。孫權襲荊州後急於與劉備和好，諸葛亮主政後也設法修復孫、劉聯盟，都是出於這種考慮。是後，蜀漢的北伐與孫吳的北伐東西呼應，從東西兩個方向牽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國北伐功雖不就，但對三國鼎立局面的維繫無疑還是功不可沒。待魏滅蜀，控制四川上游，吳只得增戍荊州，甚至一度遷都武昌（今鄂州），以應付上游“受敵二境”的不利形勢。隨著名將陸氏父子的謝世，孫吳上游的形勢極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

東晉南朝時期，桓溫和劉裕分別以平李勢和焦縱而收復四川，使長江上游獲得屏護。西晉末年，四川即為巴氐人李特所據，李氏所建成漢政權一直延續到東晉。晉永和元年（345年），桓溫出任荊州刺史，江夏相袁喬建議恆溫伐蜀：“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桓溫遂率軍伐蜀，收復益州。

苻堅伐晉之戰的前夕，前秦已攻佔漢中、益州和襄陽，準備從益州、荊襄、江淮三路伐晉，東晉上游防線面臨巨大壓力；東晉負責上游防禦的桓衝試圖以反攻襄陽和益州來破壞前秦的攻勢準備，但未獲成功。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桓衝趁勢收復益州。

東晉末年，益州又為焦縱所割據。劉裕先後遣劉敬宜、朱齡石兩度統兵入川，才收復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勢的完整。此後，南北雙方在梁益一帶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亂”後，西魏宇文泰趁梁蕭繹、蕭紀兄弟內亂，認為“取益制梁，在茲一舉。”遣軍攻取梁朝益州及荊襄之地，南方遂漸趨不利，連維繫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與金對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陝－荊襄－江淮一線形成“常山蛇勢”，以四川與陝西相表裡，共同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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