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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周明之這樣評價胡適，說：“他傾心於一種無行動的維持現狀，使他得以進行一種‘最根本的建設’，‘為未來世世代代的建設打下基礎’。而這實際上就是把無論何種環境中的行動都無限推遲，並無條件地拒絕承認任何反政府的行動。這便是胡適文化與精神變革的心理基礎。”格里德指出，胡適的政治態度反映出他對自由主義理論有一種根本的誤解。他明確而持久地把政府想像成實現公共目標的工具，但對於這類目的怎樣才能由與他的*傾向相一致的手段來決定，卻沒有清楚的認識。格里德還把胡適同他的老師杜威做了對比，說杜威是從特定的假定條件出發的，他的假定是根據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社會經驗推匯出來的；這些經驗，幾乎在每一個重要方面都是跟中國不同的。而胡適的*憲政構想是建立在一種“普遍性的信仰”之上的，在他的自由主義信條中，最致命的，就是絕對排除對專制政治的自由反抗。格里德承認，這是一個危險的位置：“在公開反對現存秩序和無條件向現存秩序投降之間，正是胡適所走的狹窄的路。”但是，他畢竟明顯地傾向後者。格里德說：“胡適對於現存政權的原則始終是十分尊重的，因而，儘管國民黨無視他的合法性標準，他也不得不為國民黨的統治權力辯護。”魯迅說：“新月博士（胡適）常發謬論，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氣。”據說魯迅是胡適的對頭，不足為據；而洋鬼子對胡適的批評，卻也都集中在這上面，結論是一致的。權力這東西，註定要劫奪知識分子的自由意志的。對此，法國學者鮑德里亞有一段話，結合福柯的情況，說得很好：“話語實踐並不是一種政治行為。政治行為是另外一回事。當一個知識分子被要求採取政治行為時，也就是說，當他被整合到權力機制之中時，他就完全站錯了。……福柯便碰上了這樣的問題。他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最高決策層的政治顧問，他也獲得了這一職位。如果說有誰願意這樣的話，那就是福柯，無論如何，他作了嘗試，卻發現自己難以勝任：這是一次失敗。”在這裡，胡適就是福柯。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6）

關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胡適研究專家格里德認為，並非因為自由主義者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的機會，而是因為不能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者需要秩序，中國卻處在混亂之中；自由主義者理想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並不存在，而他們又不能提供可以產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自由主義者崇仰理性，而中國人的生活是依靠武力來塑造的。簡言之，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它無法為中國面臨的重大的社會問題提供答案。接著，他提出：“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更願意與現存的秩序進行鬥爭而不只是設想借助這個秩序，他們很可能會成為現有秩序的更為有效的批評者。如果在他們看來，革命不是那樣的意義不明和危險的藥方的話，他們也許就會成為激進變革的更有說服力的擁護者。但如果他們是為另一種案情辯護的話，它們也就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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