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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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私立的相輝學院、勉仁學院在被相繼撤消、合併之後，吳宓被調到四川教育學院任教。9月，該學院又併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師範學院。吳宓成為西師的歷史系教授，隨後調整到中文系。

吳宓對於自己沒有回清華而是到相輝學院的決定，日後頗為後悔，他說：“舉動之極端錯誤，而禍害以長者也。”

1961年，吳宓到北京參加會議。賀麟告訴他，周揚主張調他到中央文史館任研究員，專力譯沙克雷小說，因而願意陪他去拜訪周揚。吳宓未往。後來吳宓寫到這段事情時說：“若竟從之，後來周揚得罪，宓必受牽連。然謹慎不往。伏處西師，一九六八年以後仍受種種之懲罰與鬥爭，則何如其往耶？”

【晚景】

吳宓的日記成為了吳宓“反動”的罪證，據和吳宓一起蹲“牛棚”的西師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譚優學回憶說：1968年夏，兩派鬥爭又緊張起來。“革命群眾”突然對吳宓採取了一次“革命行動”。抄走了他的“反動日記”。這可惹下滔天大禍了。不但自討苦吃，還連累到我們。他日記裡說，叫中學生造反，等於拿小刀給孩子玩，沒有不傷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毛主席罪狀之一。日記說“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狀之二。日記裡有些地方對毛主席的文藝講話，說了不全贊同的話，“狗膽包天”，竟敢“唱反調”，罪狀之三。我們在“學習”中，監督有時不在，不免對兩派的某些事有長短得失的議論，他也記在日記裡，而且記下是“某君雲”。“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還了得”，於是我們被勒令於某日上午去某處集合。其他系的幾條“辮子”捱了毒打，殺雞給鵝看。我們捱了一頓毒罵。吳宓大概因為年老，免於捱揍，但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嚴加監管。還據說“兩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來給吳宓戴這頂帽子”。這下真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了。

1968年6中旬，西南師範學院兩派武鬥再起，趕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團奪權後，召開批鬥原黨委書記張永青的大會，吳宓日記記載：包括他在內的“各類有罪之教職員（皆曾為張永青所尊禮、寵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兩側，陪鬥（同受鬥爭）。”在批鬥大會上，吳宓不停捱打。學生們用竹條、樹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進會場時，“旁人則以竹條打擊頭肩背不休（此時最痛）”，在臺前低頭請罪聽候大會批判發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頻頻以竹條打擊宓等之頭頂”。批鬥會結束後，吳宓回到家中，“以所歷簡告唐昌敏（吳宓所僱家務女工）。視表，正夕5時。所歷共只3～5兩小時，而在臺前曲躬俯立，則覺其長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為祖母痛打一次之後，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吳宓身邊沒有親人，每次捱打後，他都只能向唐昌敏傾訴。次日：“唐昌敏以藥敷宓傷處（左肩胛骨之下尖，膚色紅腫，未破）。”

6月21日，吳宓再次在批鬥會上被打傷。當天下著大雨，學生將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奪走扔掉。回家後，吳宓將情況告訴了唐昌敏：“唐昌敏導某鄰童入大禮堂，尋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買白酒三兩（二角四分）來，以酒浸藥（藥名紅油克膏，治跌打損傷），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傷處。”

1969年3月6日，吳宓與其他被打倒的教師一起被集中到西師李園，過“集體管制生活”，強迫他們交待罪行和揭發批判。4月24日，吳宓等人又被強行遷往梁平（西師分校）集中進行所謂“鬥批改”。去梁平前，吳宓曾申請“年老衰弱留校勞動”，但未獲批准。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開的中文系第二次批鬥吳宓大會上，將吳宓押進會場的兩個學生狠狠將他從高臺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斷。腿骨跌斷的吳宓並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鬥爭凡歷三小時”。大會結束後，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此後，吳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被強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直到6月21日，吳宓才隨全體人員回到北碚，乘卡車（坐行李包上）於清晨7時出發，晚8時抵達西師校內，“得人扶掖，且揹負至家”。

腿斷後，吳宓只能爬著要幾口水喝，幾口飯吃。有時，連水、飯也沒有。一次，他困在工棚裡，對著窗外大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當他斷腿稍好一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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