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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瓦剌俘虜後透過“奪門之變”而復辟的明英宗，對兩個極其倚重的大太監王振和曹吉祥的態度，就更能看出太監專權的底線應當在哪裡。

王振這個人不同一般的太監，他書讀得不錯，英宗還是太子的時候他就伺候在左右，英宗是個很重感情的皇帝，對他一直很敬重，對他稱“先生” 而不直呼其名。因此王振得以專權，跋扈非常，對不順從他的大臣也打擊報復，但他沒劉瑾那樣混賬。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撮弄皇帝親征瓦剌，身履險地。本來最開始的方案是出紫荊關，到王振的老家山西蔚州，巡視他的故鄉，這對為人臣者來說，是莫大的榮幸。如果這樣的話，就不會有“土木堡之變”。但這位飛黃騰達的王公公對故鄉很是愛護，他擔心御駕一去，扈從如雲，會蹂躪當地老百姓的莊稼——那時候大多是白白地傷了莊稼，沒什麼國家賠償一說。因此臨時改變主意，讓皇帝改道宣府，才釀出大變，連累皇帝做了俘虜，他自己也死在亂軍之中。照理說對這樣的罪魁禍首，皇帝應該恨不食其肉寢其皮才是。可英宗不但不怪罪王振，復位後還十分懷念這位王先生，命令祭奠王先生，招魂以葬——因為王振屍首早就找不到了，並讓其靈位進智化寺，賜名該寺為精忠祠。智化寺是王振得勢時修的，史稱“窮極土木”，至今還在北京的大雅寶衚衕附近，成為明朝建築的典範之一，其屋頂藻井工藝之精美，世界聞名。這個大太監還算是給後人留下點不錯的遺產。

另一位大太監曹吉祥原是王振的部下，和石亨等人策劃，發動“奪門之變”，迎接英宗復位，這樣的功勞怎樣說都不過分，因此受到了重用。但他氣焰囂張，令朝野側目。經過人生鉅變的英宗，更懂得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比青年時穩重多了，因此對那些復辟功臣的放肆漸漸有所警覺。石亨事敗後，曹吉祥也感覺到危機，他想到的不是消極避禍。對於英宗這樣一位有情有意的帝王來說，這樣的功臣只要不輕舉妄動，平安養老是沒問題的。但曹吉祥想到了冒險，他的養子曹欽是帶兵的都督，曾經問過手下的門客馮益：“自古宦官的子弟有沒有當皇帝的？”這個馬屁精門客腦子轉得真快，隨口就回答：“君家魏武，其人也。”說的是魏武帝曹操，曹操也是宦官的養子，而且是同姓。這下曹欽心動了，決意造反。歷史有時候很有意思，同姓、同為宦官子弟只是巧合，曹操的兒子曹丕當皇帝前，曹操父子經營了多少年？再說此時的大明不是當初的漢朝，英宗也不是獻帝，而且他們父子倆，誰有曹操那兩下子？曹欽帶兵攻入朝房，殺死幾位大臣，但失敗的命運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待曹家父子的是凌遲。

太監之所以能專權，是因為他緊緊依附皇帝，他的全部權威的源頭是皇帝，所以別人忌憚他。一旦他決定造反，反叛他的權力來源，就是無本之木，人人可得而誅之，連紙老虎都算不上，怎能不敗。

王振誤英宗，英宗不但不恨他還思念他，除了情感的因素外，我以為大約英宗覺得王振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心是忠於自己的，出了個餿主意惹來了禍事，可以原諒。而曹吉祥雖然有擁立復辟大功，但最後竟然造反，心生反叛哪怕功勞再大也不可原諒。態度決定一切，信然。透過劉瑾、王振、曹吉祥三大太監的命運，能看到閹宦專權的底線在何處，那就是：對於奴才來說，無論主子怎樣縱容你，仗著主子的勢力如何無法無天，但奴才到底是奴才。如果有一天想從奴才變成主子，問題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會（1）

《儒林外史》中聚會地點大多在江南一帶，南京、杭州、湖州等地，這些地方經濟發達、百業興旺，能養活一些閒人。也因為經濟發達，故文化教育發達，參加科舉計程車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孫山的則更多。因為有非主流名士聚會的群眾基礎。而明代是個兩京制度，真實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風得意者多。南京則是個“虛擬”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閒差。圍繞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氛圍。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會

《儒林外史》寫了一幫讀書人的生活，他們大多數是非主流的，一旦像周進、范進這些寒士，中了進士做了官，他們整天想到的是那些廟堂的“大事”，和民間的非主流知識分子就不會有太多的來往了。

明代後期，天下承平日久，便出現了許多非主流“名士”，所謂非主流，就是指科舉不得意者。是否能透過科舉進入官場，是劃分主流還是非主流的唯一標準。周進、范進等人，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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