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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統計文獻將錯誤的肯定稱為一類錯誤，而將錯誤的否定稱為二類錯誤。最常見的錯誤卻是三類錯誤：記不起來確切的是哪個。

不過，在現實生活當中還有一個複雜因素。這類博弈通常都有很多不同層面的抉擇，覺察作弊的可能性在不同層面也有所不同。比如，企業之間會在價格、產品質量、售後服務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進行競爭。價格相對而言算是比較容易觀察的，雖然可能存在的秘而不宣的折扣或者定價策略的靈活性會使問題複雜化。而在產品質量方面，質量具有許多不同層面，很不好把握。因此，旨在合謀維持較高價格的卡特爾經常發現，企業不斷地將競爭引向新的層面。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民航產業。在受到政府監管的時期，機票價格是固定的，新競爭者進入的通道實際上被堵死了。這就相當於航空公司在民航管理局的推動下結成卡特爾。但在卡特爾內部，航空公司之間卻開始競爭，或者說是作弊。它們雖然不能降低機票價格，卻可以提供更加超值的服務，比如可口的飛機餐和美麗的空中小姐。假如勞工法要求航空公司也要聘用男性乘務員，而且不能因為空中小姐超過30歲就解僱，競爭則可以轉向其他層面，比如提供更多直飛航線、加大座位寬度以及增加座位前面伸展腿腳的空間。

這種發展趨勢還有一個例子，出現在國際貿易政策領域。關稅是最容易看出來的、用於限制貿易的工具，關貿總協定（GATT）透過連續多個回合的談判，最終促使所有發達國家一起大幅下調關稅。不過，各國仍然面臨國內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壓力，它們要求限制進口。因此，各國漸漸轉向利用其他一些不那麼容易看出來的手段，比如自願限制協定、海關估價手續、標準、行政手段以及複雜的配額制度。①①

比如，按照複合纖維協議確定的配額，其徵稅標準極其複雜，不同織物在不同國家就有不同做法。這套標準使人難以看出配額制度對提高任何一種特定商品的價格究竟有什麼影響。儘管如此，有些經濟學家仍然估算出了這種影響，而且發現價格可能提高100％的幅度——若是關稅高到這個程度，恐怕就要引發廣大消費者的強烈抗議了。

這些例子說明了一個共同主題，即合謀集中在比較透明的抉擇層面，竟爭則轉向不那麼容易看出來的層面，我們把這個現象稱為“提高不透明度定律”。也許讀者未必看得出來，但合謀仍然可能損害你的利益。比如，1981年開始實施日本汽車進口配額制度後，不僅包括日本車和美國車在內的全部汽車漲價了，而且大眾化的日本車型也從市場上消失了。不透明的競爭後果更甚：不僅導致價格上升，產品組合的平衡也被扭曲了。

確認作弊者可能比覺察作弊更為艱鉅。假如只有兩個參與者，誠實的一方當然知道誰在作弊。即便如此，能不能讓他承認錯誤可能又是一個未知數。假如出現不止兩個參與者，我們可能知道有人作弊，卻沒人知道究竟是誰，只有作弊者自己心知肚明。遇到這種情況，用於懲罰作弊的手段必然顯得莽撞生硬，它會同時影響到無辜者和作弊者。

最後一點，作弊行為可能表現為維持被動，拒絕出頭，因此也就更難區分出來。我們前面講過的不肯帶頭倡議加稅的例子就屬於這個情況。遇到這種情況，想要推測或者斷定有沒有作弊更是難上加難。一方面，積極的行動人人都看得見，另一方面，不作為的藉口也有很多，比如還有更加亟須處理的事情，需要時間動員全部力量，諸如此類。

3　．對作弊者的懲罰

在每一個鼓勵合作的良好計劃裡，通常都會包含某種懲罰作弊者的機制。一個坦白且供出合作伙伴的囚徒可能遭到這些人的朋友的報復。若是知道外面會有什麼報應等著自己，儘快逃脫牢獄之災的前景大概也就不會顯得那麼誘人了。人人都知道，警察會威脅毒品販子說要釋放他們以讓其坦白。這種威脅的作用在於，一旦他們被釋放，賣毒品給他們的人就會認定他們一定是招供了。

而在得克薩斯州A

大學教室進行的實驗裡，假如學生們覺察到究竟是誰拒絕按照合謀選擇1，他們可能就會整個學期不再理會這個傢伙。估計沒有哪個學生願意為了50美分而冒被抵制的風險。至於歐佩克的例子，由於20世紀70年代阿拉伯國家存在社會與政治合作，任何一個打算作弊的國家都擔心有可能遭到抵制，因而最終放棄了作弊的想法。這些例子反映了在最初博弈之上增加懲罰機制的做法，其目的就是為了減少作弊的動機。

在博弈的結構裡還存在其他型別的懲罰。一般而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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