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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後一種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時,心裡也愛祖國、愛上帝,等等。但是此時此地,他覺得愛女主角最為急迫,於是說,我愛你,並且開始帶有性愛意味的身體接觸。不言而喻,這種格調甚為低下。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只在於有無經過格調方面的加權運算,這種運算本身就極複雜,導致的行為就更加複雜。後一種方式沒有這個步驟,顯得特別簡捷,用現時流行的一個名詞,就是較為“直露”。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愛對方為契機,把祖國人民等等——一愛到,得到了最高的總格調。而後者徑直去愛對方,故而損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總格調。
說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調要受到某種制約。“文革”裡有一類作品只顧提升格調,結果產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厭。因為這個緣故,領導上也說,要做到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作品裡假如只有格調,就不成個東西。這就是說,格調不是評價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另外那種東西和格調是個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孟子肯定會這麼回答:藝術與格調,猶色與禮也。作品裡的藝術性,或則按事急從權的原則,最低限度地出現;或則按得到最高格調的原則,合理地搭配。比如說,徑直去寫男女之愛,得分為一,搭配成革命的愛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麼說,最後總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對把一切統一到格調上,這是因為它會把整個生活變成一種得分遊戲。一個得分遊戲不管多麼引人入勝,總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藝術,何況它根本就沒什麼意思。假如我要寫什麼,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調不格調,正如談戀愛時我決不從愛祖國談起。
現在可以談談為什麼別人說我的作品格調低——這是因為其中寫到了性。因為書中人物不是按順序幹完了格調高的事才來幹這件格調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評論界沒有按禮與色一百比一的比例來算它的格調,所以在真正的文學圈子裡對它的評價不低,在海外還得過獎。假如說,這些人數學不好,不會算格調,我是不能承認的。不說別人,我自己的數學相當好,任何一種格調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寫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這些追求在格調之外。除此之外,我還懷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調分,除了使別人詫異之外,沒有實際的用處。
坦白地說,我對色情文學的歷史有一點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爭氣的傢伙寫些丫丫烏的黃色東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學都是出在“格調最高”的時代。這是因為食色性也,只要還沒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調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說,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說,作者可以說有相當的文學素質;再比方說,“文化革命”裡流傳的手抄小說,作者的素質在當時也算不錯。要使一個社會中一流的作者去寫色情文學,必須有極嚴酷的社會環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色情文學是對假正經的反擊。我認為目前自己尚寫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學,也許是因為對環境感覺魯鈍。前些時候我國的一位知名作者寫了《廢都》,我還沒有看。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但願它不是的,否則就有說明意義了。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和“文革”時的中國人一樣,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當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則要麼不承認有這麼回事,要麼除此什麼都不想。假如一個社會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會兩樣全佔。這是因為這個社會里有這樣一種格調,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則事急從權,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人有平常心。作為作者,我知道怎麼把作品寫得格調極高,但是不肯寫。對於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調。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關於幽閉型小說
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面對著年輕的女人,只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幹這幹那,一刻也不能得閒,幹完了又說她幹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現在的年輕人去過這種生活,一天也熬不下來。但是傳統社會里的女人都得這麼熬。直到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這女人也變得和過去的婆婆一樣刁。張愛玲對這種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地道。但說句良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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