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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分立”體系是背道而馳的。所謂“五權分立”，只是把五種權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制，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擔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當時國民黨中並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階職務。可是在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佈“三大”代表的產生方法：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成立黨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會代表中，２１１人為指定代表，１２２人為圈定代表，真正透過選舉產生的代表只有７６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全是蔣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製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會之名竊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決的，是以陳公博為首的“改組同志會”。１９２７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後，陳公博和顧孟餘、王樂平等人組織起“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派主張恢復國民黨１９２４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顧盂餘辦《前進》等刊物，與南京的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陳公博生於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志源。陳志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敗後入獄。此後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後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１９１４年陳公博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老師陳獨秀的教導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後，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陳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１９２１年，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的“一大”。陳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１９２３年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後，宣佈脫離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１９２５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後來又被汪精衛看中，１９２５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公博擔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在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黨內鬥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只是同情改組同志會，並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改組派以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民黨內實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曾多達萬餘人。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幾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陳公博、顧盂餘、何香凝、王樂平等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勝利以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而萬民所望之黨的‘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為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棋瑞之善後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聞。為此，對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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