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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所寫的著名的社論《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經毛澤東審閱後發表的，毛澤東作了若干修改、補充。

胡喬木一開頭便寫道：

“1957年的春天，對於我國的政治界和知識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時間。”

胡喬木寫及：

“歷史是在鬥爭中前進的，人們的思想是在爭論中前進的。整風是不可避免的爭論，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爭論。現在有爭論，將來還會有爭論。”

他還寫道：

“在目前的爭論中，有些人難免不會想到天氣的寒暖。雖然立場之說還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場不同，政治氣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這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看來，目前的天氣確確實實是一個大好春光的豔陽天。是的，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喬木談論天氣，顯然是針對費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報》所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費孝通成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頭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為反右派鬥爭的必讀檔案。這篇社論，在1957年曾是廣有影響的。

此後，胡喬木又接連為《人民日報》寫了多篇配合反右派運動的社論：

《這一次人民代表大會》（6月26日）；

《鬥爭正在開始深入》（7月8日）；

《黨不能發號施令嗎？》（7月10日）；

《在朋友問題上駁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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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毛澤東出席莫斯科會議（1）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蘇，出席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祝大會。由於全世界六十四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此時聚會莫斯科，也就藉此討論共同簽署《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國黨政代表團的成員是宋慶齡、鄧小平、彭德懷、烏蘭夫、陳伯達、###、胡喬木。

胡喬木參與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當時同行的###，曾經回憶說###，《我所知道的胡喬木》，見《我所知道的胡喬木》4…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喬木直接參與的、對中蘇關係和國際共運產生影響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親自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慶祝活動，隨後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接著召開的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我和喬木都是代表團成員。在我們赴莫斯科前大約一個星期，蘇共中央發來一個《莫斯科宣言》的稿子，準備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討論透過。喬木看了這個稿子，覺得問題不小，立即向主席彙報，說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來問，小平也認為一定要改。於是就叫喬木動手。只不過兩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過來的改稿。喬木修改過的稿子，經主席看過，由我交翻譯組閻明覆、趙仲元、李越然等同志連夜趕譯成俄文，交給蘇方。到莫斯科後雙方討論，蘇聯方面說不出什麼意見。喬木執筆做的重要修改，後來大多被正式發表的宣言所採用。

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只帶陳伯達，這一回把兩位政治秘書都帶去，顯然，在六十四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面臨著意識形態的尖銳鬥爭——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時，增一字、減一字都大有講究，所以陳伯達、胡喬木雙雙出馬了。當然，陳伯達懂俄語（早年在蘇聯學習過），胡喬木懂英語，也是有助於跟蘇共及其他黨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澤東第一次訪蘇，坐火車。陳伯達回憶，那火車在西伯利亞大鐵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這一回乘坐蘇聯的“圖104”客機，幾小時就到了。

毛澤東第一次訪蘇，跟斯大林會談，雖說也有不快之處，但總的氣氛卻是融洽的。這一回跟赫魯曉夫會談，面和心不和，那笑臉是強裝的。《人民日報》所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及其續篇《再論》，已經公開表露了中共的觀點。兩文的執筆者陳伯達和胡喬木參加莫斯科兩個宣言的起草，將充分體現中共的意識形態見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爾卡、卡達爾、陶里亞蒂、多列士……社會主義陣營群星匯聚莫斯科。

當年擔任毛澤東俄語翻譯的李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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