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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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與大宋，不是經常有使節互相來往嗎？每次使者到了對方邊境，主人一方都要派人迎接，回去時再送出邊境。這負責接送的，就叫做接送使者。安石做知制誥不久，就做了一回伴送使者，一直將契丹使者送到雄州白溝邊境上。一路所見所聞，無限感慨，自然又要想到變法圖強。伴使回來，仁宗要在垂拱殿召見他。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上殿單獨面見皇上，能不抓住機會嗎？他將《萬言書》的主要思想縮成一個劄子，揣在了懷裡。仁宗的召見，只是例行公事，並沒有垂詢多少東西。幾句話之後，他就獻了劄子下殿了。可他心裡仍覺著滿足：畢竟親手將劄子遞給皇上了！《萬言書》即使沒讀，這幾百字的短短劄子，皇上總是要讀的！

又是一個泥牛入海。

安石的心情，更為痛切鬱悶了。

不能就這樣算了！他又給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話題自然也更沉重了。奏摺一開頭，他就猛敲警鐘：長久執政的皇帝，只要沒有心憂天下的至誠惻怛之心，即使睿智英武，沒有暴政酷刑，也一樣會弄得天下大亂，生靈塗炭。晉武帝司馬炎、梁武帝蕭衍、唐明皇李隆基等三個人，就是現成的例子：他們都算得上是明智有功之主，都在位幾十年，天下似乎也都沒有什麼事情；又全都一樣忘乎所以，以為天下真的歌舞昇平，江山真的金湯永固，一味因循苟且，得過且過。好夢還沒做完呢，天下已經大亂，宗廟毀辱，膏血塗野，連自己的性命也差點兒搭進去了！總以為不至如此，卻偏偏或然淪到這個地步，最是觸目驚心！

為什麼沒有至誠惻怛的憂慮之心，就會弄到這種地步呢？這是因為，天下是至大之器，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而沒有了至誠惻怛的憂慮之心，就不能詢考賢才，講究法度。一個社會，不用賢才，不修法度，只知道苟且時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時間長了，能不出亂子嗎？以古論今，皇上謙恭節儉，聰明睿智，仁民愛物，長久享國在位，也正是到了以晉、梁、唐這三個皇帝為鑑，至誠惻怛心憂天下的關鍵時刻。

這可不是虛言枉論，那危險是實實在在的。且看朝廷職位，不能說得了賢才；政事施為呢，不能說已合法度。放眼內外，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漸淺薄，財力日益窮困。這是何等的危險！而陛下高居深宮，卻沒有一點講究考校、以求變革的意思！一想到這個，怎能不叫人心急如焚，扼腕浩嘆！

從來因循苟且，猶豫無為，只能僥倖一時，決不能曠日持久。以古準今，天下安危治亂，仍然大有可為。只要充分認識問題嚴重，從現在起就有所作為，大明法度，廣攬賢才，前途仍舊無限光明。有為，莫甚於今天。過了今天，則連懊悔都怕來不及了！

安石說的三個皇帝，司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後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亂”，西晉王朝從此一蹶不振；蕭衍執政四十八年，還在臺上就有了侯景之亂，子孫爭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當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個安史之亂，躲到四川，連個寵幸的妃子楊玉環都沒保住，生生被兵將們在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從此盛極而衰。史實確鑿，血肉橫飛，驚心動魄。整篇奏摺，理更清楚，話更痛切，可照舊石沉大海，連個水泡兒也沒濺起！

怎麼會一點兒反響也沒有呢？安石指陳時弊的話，什麼朝廷沒得賢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亂於上，等等，不是說得相當刺激嗎？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著對號入座，找他理論。要是這種泛泛而論的話他們都要認真計較，他們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這既犯不著理論，因循了幾十年的大政方針，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觸動的了！安石的上書要不再次石沉大海，還能怎樣呢？

下面一件事，就沒那麼簡單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詔令文書等都是由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執掌的。翰林學士專管免罪的赦書、降恩的德音、分封皇親等的冊文、釋出大事（諸如大政方針、大賞罰、大除授等）的制書與制誥等；中書舍人，則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稱為“內製”，後者稱為“外製”。不是翰林學士的知制誥，通常就是中書舍人。安石還不是翰林學士，自然只能主管有關百官封拜的文字。雖不過是皇上的高階文秘，但身為近臣，也有顧問參謀的權利與義務，至少不完全是個文字機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確不正確，知制誥至少可以問一問，抑或略作改動；實在荒謬，還可以封還詞頭，拒絕草詔。這種不成文的習慣權利與義務，實際上是預設的一道防線，雖然極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點制約校正作用。朝廷與任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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