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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辨識為一個“特殊之人”。

人們總是認為，浪漫之愛涵蘊著轉瞬即逝的兩性吸引——“一見鍾情”。雖然這種即刻的吸引也是浪漫之愛的成分，但它一定要十分明確地與激情之愛的性慾/縱慾的強烈衝動分開。“一見”是交流的姿勢，對他人性格的直覺把握，正是這樣對他人的吸引過程，人們才使他的生命，如人所言，顯得“十分完美”。

“羅曼司”理念，在19世紀它所承納的意義上既表達著、也促進了從整體上影響社會生活的世俗化變遷。勞倫斯·斯通：《1500～1800年英國的家庭、性別與婚姻》；第189頁，霍夢德斯華斯，1982。現代性與理性的興起不可分，因為對自然過程與社會過程的合理理解終歸要取代神秘主義與宗教教條的武斷法則。在理性中情感沒有地位，僅僅淪落在理性之域外；但實際上情感生活在日新月異的活動條件中也再度被有序化了。現代時期伊始，風流韻事、愛感魔力、春藥迷情都是“聰明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的法寶。男男女女轉而求助於這些法寶，是為了控制性欲依戀的多變雲雨、無常性事。或許他們還可以去向牧師請教。但是，無論是個人依戀還是在其他領域的依戀，個人的命運都依附著一種更廣闊的宇宙秩序。“羅曼司”就如18世紀以來一直被理解的那樣，仍然迴盪著從前的宇宙命運的觀念，但是又把這種觀念和瞻望開放未來的姿態相融合。羅曼司並不像從前人們普遍理解的那樣，它再也不是一種特殊的不真實的魔咒，呼喚著虛構領域中的可能性。相反，它成為一種控制未來的潛在捷徑，對於那些為浪漫之愛所支配了生活的人們而言，它還是一種（從根本上）保障心理安全的形式。

性別與愛

有人指出，浪漫之愛是男人專為對付女人而捏造的一種詭計，進而讓女人心中充滿枉然非真的故事和虛無縹緲的夢想。然而這麼一種看法實在不能說明浪漫派文學的魅力，也不能解釋女性在浪漫文學流傳中所起的重大作用。1773年，在《淑女雜誌》上有位作家誇大其詞地指出，“若大的大英王國鮮有妙齡淑女不是萬分貪婪地閱讀大量的愛情故事和傳奇小說”。同一位作家還酸溜溜地補充說，這些出版物“有意要傷風敗俗”。勞倫斯·斯通：《1500～1800年英國的家庭、性別與婚姻》，第189頁，霍夢德斯華斯，1982。從19世紀初葉開始，與日俱增的浪漫小說與愛情故事（有的還是出自女性的手筆）像潮水一樣湧向書店，直到今天也還是湧流不減當年。

浪漫之愛情結的興起必須相關於幾種影響來理解，這幾種影響從18世紀以來改變著婦女們的形象。其一是人們常常說到的家庭的營造；其二是父母與子女之間正在發生改變的關係；其三是有人名之為“母愛有發明”這種東西。至於婦女的地位問題，上述三者更是十分緊密地整合為一體了。安·達利：《發明母？》，倫敦，1982；參見伊麗莎白·巴汀納：《母性神話》，倫敦，1981。

正如阿里亞斯所提出的那種著名的觀點所告示的那樣，不論童年是不是相當晚近的歷史的創造物，無須爭議的是，在“壓抑的”維多利亞歷史時代所有階層內的父母—子女相互關係模式（patterns　of　parents�child　interaction）都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維多利亞時代父？的嚴肅刻板都是傳奇。然而，到19世紀下半葉，家庭環境中各方面的父性權力已經開始衰微。因為當男性位於生產系統的核心時，男性主宰家政的公則尚且可以理解，但隨著家與勞動場所的分離，上述公則就漸漸被弱化了。丈夫握有絕對的權力，這千真萬確；但是父母和子女之間情感上的溫馨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性，這又常常軟化了丈夫對於絕對權力的運用。婦女在養育子女方面的控制力量隨著家庭的微型化而日益增長，孩子們被視作是脆弱而易受傷害的；需長期的情感教化。正如瑪麗·賴安指出的，家政的中心已從“父性權威”向“母性教化”發生轉移。瑪麗·賴安：《中產階層的搖籃》；第102頁，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

在母性的現代建構中，對母？的理想化是一條重要線索，它無疑直接哺育了廣為傳播的浪漫之愛的價值。“賢妻良母”形象重新塑造了一種活動與情感的“雙性”模式。男人認為女人是迥然不同的、不可認識的，關涉著一個外在於他的特殊王國。異性對異性彼此神秘，這種觀念並不新鮮，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又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在這裡顯然已成為全新要素的正是母性與女性的聯絡，女性作為人格品質，這種品質廣泛充溢著，它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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