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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在中國召開了一次合夥人會議。巴頓自己過幾天要去智利，然後前往巴西聖保羅，麥肯錫要在那裡召開董事會。施瓦茨曼則計劃將主要居所遷至巴黎並住上半年（當然，他在法國南部已經擁有了一幢房子），以便更好地把握他認為重要的歐亞投資機會。
施瓦茨曼的大半時間都在全球出差。他（作為聯合創始人）所創立的黑石集團在全球的許多城市都有辦公室，如上海、孟買、倫敦、巴黎和杜塞爾多夫。公司在美國境外既投入資金，也募集資金。
“精英群體中每個人的經歷幾乎相同，他們都與當地環境和當地政府有些格格不入。這群人正嶄露頭角。”埃裡克施密特告訴我，“你所描述的那些人首先將自己視作全球公民。這是比較新的現象。雖然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長大的地方，熱愛自己的母親等等，但是他們自認為是世界公民。當世界發生了什麼壞事，他們要為之操心的。”
“這是新的潮流、新的趨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創始人王輝耀主任對我說，“我們經歷了貿易全球化，我們經歷了資本全球化，現在，我們正經歷人才全球化。”
第12節。
“再也沒有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增益的概念了，”王博士說，“只有全球人才流動一說。”
王博士回憶道，30年前，當他第一次來到北美留學時，每天只有一趟航班飛往中國。而現在，“一天至少也有三四十次航班”。
移居海外不再是從固定起點到固定終點的單程旅行。王博士將在舊金山（或溫哥華）和北京（或上海）之間往返飛行的許多中國人比作“海鷗”。王輝耀自己也是一隻“海鷗”：他在華盛頓特區時，我只能與他電話交流，他當時正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訪問學習，他的研究院位於北京，而他在溫哥華仍擁有一間曾經住過的公寓。
類似地，一位美國最成功的基金經理的妻子給我講了一個短小真切的趣事：她的丈夫對達沃斯熟門熟路，而對出生地曼哈頓的街道卻沒那麼熟悉。她解釋道，他在曼哈頓時，配有專職司機的專車呼之即來，去哪兒都很方便；而在那個瑞士小村莊，地方實在太小，不便駕駛豪華轎車，他在那兒只能靠步行了。一位國際媒體總裁在過去的365天裡有120個晚上在外公出，他說：“我們對空姐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對自己老婆的。”一位在斯堪的納維亞出生、上學的投資銀行家事業剛起步時，曾擔任倫敦和紐約眾多跨國公司的投資顧問，如今他在為一位新興市場的頂級富豪服務。他告訴我，他們一家人最近從倫敦移居香港，這比從紐約的一個區搬到另一區還要容易。┬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超級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學校裡就開始了。要通往頂級富豪圈並不需要專屬護照，但確實有個途徑，那就是母校——美國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以及世界頂尖商學院（大多是美國的大學，不過當然有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正如本章引語中圖羅所言，在這個世界，你在哪兒獲得MBA比你是哪國人更重要。許多頂級富豪都在他們的祖國接受教育——記住，這是一個基本靠白手起家的群體——但是他們的子女幾乎全在這些全球頂尖學校上學。許多富豪都讓孩子趁早起步，把他們送進寄宿制學校，尤其是那些高貴的英國學校。在父母開放日那天，俄羅斯寡頭乘坐的直升機降落在那些學校的操場上，這已見怪不怪了。中國頂級富豪每年開支的1/5是用於小孩的教育，這些家長是滿腔熱情的全球化推動者。《胡潤報告》釋出者、中國超級精英文化的首要記錄者魯珀特胡潤表示，“當今，每5箇中國企業家中有4個會考慮送小孩到國外唸書。”中國億萬富豪更喜歡送孩子去國外讀中學，英國的私立寄宿中學是熱門之選。中國的百萬富豪則把孩子送到國外的大學，以便孩子融入頂級富豪經濟（plutonomy），美國常春藤盟校則匯聚了最多的精英。在達沃斯的飯桌上，我聽見一位歐洲千萬富豪對另一位東歐億萬富豪說，英國私立中學的好處是“除了能學習語言，還能交到合適的國際好友”。（在同一位國際擇校顧問的幫助下，他們的小孩都進了英國私立中學。）
全球富豪的人名開始出現在這些國際精英學院的校名上。如今，牛津大學成建了兩個學院。一個是將與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學院相比肩的布拉瓦尼克政治學院。這所學院由出生於蘇聯的金屬和石油巨頭萊恩布拉瓦尼克捐資7500萬英鎊建成。布拉瓦尼克出生於蘇聯敖德薩市，在哈佛大學獲得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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