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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人還是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低估了中國的民族性。因為一旦中國退到忍無可忍的階段，那麼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就會發出無可想象的歷史能量，支援全體的中國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價，來面對歷史的危機。這個力量之巨大，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無法抗衡的力量。邱吉爾曾說過：“日本永無止境的侵略中國，終於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這是當時中國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國的甦醒，將會改變人類的歷史。”

27。2　汪精衛的背景

在所有變節的中國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驚與可惜的，就是國民政府中高層領導人汪精衛的叛國。汪精衛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曾經參與刺殺清朝執政官員的行動，被捕下獄1，之後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成為孫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孫中山先生簡潔流暢的政治遺囑，即是汪所代擬的。後來汪精衛在國民政府之中，幾度進出，都是領導級的人物，但是汪精衛卻逐漸的表現出極強的權力慾望，以及採取遠離原則的政治取向，因此同為粵派領袖的胡漢民，甚至恥於與汪精衛談話。而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的分合，更是當時國民政府運作中，最為主要的政治權力鬥爭。當然蔣、汪之爭，也涉及到國民黨寧派與粵派勢力的傾軋。汪精衛留學日本，鼓吹中國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援，但是汪精衛在早期，是主張採取較為強硬的立場來對付日本的欺壓。從九一八事變到長城口的對日軍作戰，汪精衛一直以蔣介石、張學良不抗日，作為主要政治鬥爭的藉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政策，以軍事反擊的準備，面對日本的步步蠶食中國。

但是華軍在長城之戰中，遭到日本全面現代化武力與戰技的打擊，犧牲極為慘烈，汪精衛才真正瞭解到，中日兩國在現代化作戰能力的差距太大，從此他轉而認為，中國絕對不能與日本進行全面的戰爭，在沒有國際社會的支援下，中日之戰的結果，絕對是中國亡國一途。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汪精衛眼見中國軍隊傷亡慘重、外援不濟、國家財政枯竭，加上工業地帶遭到日軍的佔領與摧毀，這都使人懷疑“這仗怎麼打下去？”（汪精衛本人當時經常使用的評語）。同是汪也認為，中日之戰會給蘇聯帶來最高的漁利，中國必然遭到蘇聯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裡並不贊成抗戰到底的政策主張。

27。3　堅守立場的和談是鬥爭而非投降

事實上，中日之間，所以會因七七事變爆發全面的戰爭，原先並非是中日最高決策當局，有計劃的要打全面戰爭，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對各種衝突與意外時，沒有作出正確的決斷，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間歷史決戰的災難。在這場戰爭中，中國無法戰勝日本，日本亦無法打敗中國；中日都同時有個共同的最大敵人，蘇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因有蘇聯在等著撿便宜，所以戰爭最後根本不會有真正的贏家。因此在中日雙方，各有不同的派系與政治人物，分別希望能夠“化解”這場戰爭，假如雙方能夠在一些彼此還能接受的條件下，達成結束全面戰爭的協議，對於中日兩國，都會有很大的利益。

由於國民政府知道，當時自己沒有能力打敗日本，日本政府也沒設法結束作戰的意圖，同時在國際社會，雖然少有人真心幫助中國抗戰，但是世界各國都不希望中日戰爭影響到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也會有目的的介入調停。由於中國政府迫切的需要外援，當然不能一概拒絕外國的調停。

所以國民政府為了國家最高利益，必須同時保有作戰與談判的兩手策略，只要和談結果不會損及國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談的接觸並非錯誤。日本曾經多次向中國提出和談條件，但是蔣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則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任何和談條件的底線，都不能讓中國從七七事變當時之狀況，再做任何的退讓。但是日政府卻無法做到這點，所以中日雙方時常有著接觸的管道，但是卻始終沒有進行任何真正的談判。

27。4　高宗武的穿針引線

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就是長期在中日之間，設法進行和平談判的接觸者，蔣介石並不完全反對他的穿梭活動，也經常地從他那裡，設法瞭解日本政府對於結束中日戰爭的立場與態度。因為當時日本政府人事變化之快，猶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確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心結束中日戰爭，以利日本抽身，來面對更大強權的挑戰。但是日軍方面的強硬派，眼看中日戰爭根本無法速戰速決，因此決定不妨利用高宗武這個管道，利誘國民政府內部的領導人，建立以華制華戰略的傀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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