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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者作戰。這種理論問世後，具有強烈的法西斯主義的色彩，因此證明當時並不十分受歡迎。

歷史上游擊戰的動機和背景是各種各樣的，說明了賦與馬克思主義的那種簡單的唯一的重要意義是虛假的。在煽動游擊戰或常規戰爭中，民族主義仍然是唯一的最強的力量。

地理分析

游擊隊和反暴部隊之間在政治和心理上有利條件的均衡，也許是隨地理處理不同而有新變化，但是這涉及普遍接受，我們至今還未獲得一種關於歷史的理論。在此種情形出現以前，地理學家能為人們提供兩種型別的見識。首先，具體地對發生戰事的地區的獨特環境進行描述和分析是做得到的。游擊戰和恐怖活動研究的前輩拉克爾傾向於把這視為最有效的一種方法。在這方面有大量的論著。其中大部分可能都受益於對地理上培養理解力的重視。相比之下，我這裡提議的是，採用一種更為抽象的方法，歸納出游擊戰可能勝利或者可能失敗的地理環境的特點。

關於游擊戰和反暴戰鬥效力辯論所依據的衡量尺度是正規軍與游擊隊在兵力上的對比。通常，軍界或宣傳部門提供的資料說正規軍在人數上至少要七倍於叛軍，這樣才能有機會打敗對手。這種理論最近在薩爾瓦多重現了。這種比率在關於游擊戰的論著中是有見的，但是未見其它什麼地方有支援這一主張的分析根據。然而，從歷史上看，十分明顯，游擊戰就人數上而言，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即使僅僅鉗制它們，通常也往往需要很大的兵力，在1809年至1812年西班牙戰爭中，3，000名游擊隊牽制住了18，000名拿破崙軍隊，使他們忙得團團轉，游擊隊與正規軍隊的比率是一比六。而英軍為了打敗布林人，則需要二十比一的優勢。本世紀五十年代，法軍在阿爾及爾儘管有類似的人數優勢卻被打敗了。在1919年至1921年的動亂中，兵力僅3，000的愛爾蘭共和軍成功地牽制了43，000名警察和軍人（以上的數字均是拉克爾在1976年提供的）。在麥克斯韋爾·泰勒和威斯特摩蘭指揮的越南戰爭中，這種十比一的比率廣泛流行。但是，1965年，泰勒卻聲稱，需要有二十五比一的優勢以擊敗越共。這種想法是出於這樣一種考慮：需要龐大的支援和作戰部隊與戰鬥保障部隊的比率低，因此美國和南越當時在戰鬥中只能集中五比一的優勢。

要研究這一兵力優勢的地理方面，我們只能求助於歷史記載。而這種歷史記載錯誤頗多。上表中列出了經篩選的1945年以來的一些戰爭中游擊隊和其對手的兵力對比。這些資料出自各種來源，因此不免有誤。出現這類錯誤的原因，一是缺少資料，二是由於施行政治欺騙的緣故。鑑於有些遊擊運動是自發的，組織結構比較鬆散，而且游擊戰士又很容易與平民化為一體，這樣就很難計算出游擊隊的具體兵力，因而時時要考慮到數字上有很大波動，有時交戰的任一方都可能出於宣傳目的而故意誇大或縮小作戰人數。在寫本書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邁克·華萊士發難，搞了個激烈辯論，指責威斯特摩蘭將軍扣發中央情報局關於越共的資料資料。這一指責的大意是，實際估計的是越共有600，000兵力，而當時說只有285，000，也許正因為低估而可能導致約翰遜總統於1968年決定撤出越南。

當遊擊組織擴張，超出政治邊界時，要確定有多少戰鬥人員跨過邊界行動就有困難了。即使在一個國家內，也很難確定誰在積極支援游擊隊作戰。同樣，對於這種雙重力量，也不容易確定哪一部分是完全投入反游擊戰的，警察和民兵參戰的程度有多大，戰鬥和保障人員的比例是多少，還有多大部分的勤務支援是專用於反游擊戰。由於存在對現實的輔助的或秘密的支援，例如在阿爾及利亞的美洲國家組織或北愛爾蘭志願軍，兵力數字統計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

為解決這些問題，人們把觀測範圍限到一個國家軍隊的主要職能是對付叛亂的那些事例上。凡有關參與反叛行動的正規軍、警察和民兵的數字只要確切就給與使用，而非官方宣佈的參戰人數則不包括進去。凡有關所有游擊隊的“有生力量”的數字，不管其基地是在國內或是在國外的，都算在內。不過，“有生力量”沒有確切的定義。

顯然，有些所謂的游擊戰爭實際上只是對執政當局的不滿，這種戰爭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取勝的可能性極小。這種衝突必須排除在考慮之外，因為這種游擊隊很難具有任何真正的有效意義。確定有效的一種可能性是隻使用以往戰爭中勝利者的人數。以設法區分參戰者、戰區、人口密度和地形之間的關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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