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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ｅｓ）。這是五個眾所周知的電腦大師，但他們又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批反權威、反主流文化、崇尚“自我依靠”倫理的技術牛仔。勃蘭德說，“剛剛進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人常常發現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決非一個由技術專家統治著，由沒有靈魂的人出沒的殖民地，而是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陣營”。這個文化陣營裡的人是６０年代人“大有出息的後代”。賽柏空間（“電子新疆”）與美國有諸多類似。其中最明顯的是類似是：二者都是反抗既成的社會和文化秩序的人們的聚居地。這些反抗者不是按照他們所逃離出來的那個國度裡的社會和文化秩序來聚居，使這個國度成為舊國度的一個翻版（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就是如此），而是按照一種與舊秩序的沒有親緣關係的秩序來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度。“新大陸”之“新”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新，而且是文化和社會秩序意義上的“新”。賽柏空間不是文化上的“水泊梁山”——作案在逃，沒有明確的政治和文化理想的人權且避難的地方。“賽柏龐克”（ｃｙｂｅｒｐｕｎｋｅｒ）來到這裡，不是為了避難，而是為了實現一種文化和社會理想。他們有他們與習俗（他們所反抗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對立的“立國”的基礎。用勃蘭德的話來說，這個“立國”的基礎就是“６０年代的嘻皮士的社群主義（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ｍ）和自由主義政治理念”。

嘻皮士就是一群以反抗既存的文化和社會秩序來保持與文化的源頭活水的直接聯絡的人。他們對於習俗的反抗，實際上是在維護美國的文化傳統——因為反抗習俗正是美國的文化傳統。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捍衛作為美國的立國之本的《獨立宣言》，即“自我依靠宣言”。６０年代的美國社會出現的這種異端，恰恰美國精神的真正的傳人。

３．２　從“嘻皮士”到“駭客”

我們可以用更通俗的方式表述嘻皮士的文化文化觀（如上所說，這也正是美國的文化觀）：為了防止文化之水腐化變質為習俗——成為一團死水，文化之水必須是流水——所謂“流水不腐”。我們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事實上我們兩次踏進的仍然是同一條河流，雖然被我們認為是同一條河流中的流水已是不同的河水。一切都在變，除了“變”本身是不變的。沒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美國文化，但正是在不斷地反抗習俗、反抗腐化的中，存在著一以貫之的美國文化。

嘻皮士的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治理念成為現代電腦革命的根基，就意味著“電腦革命”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斷髮生的的革命——對電腦既有狀態的不斷反抗。電子新疆裡，“苟日新，日日新”是基本的政治理念，無政府主義（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亦可譯成“反權威主義”）是賽柏政治（ｃｙ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基本面貌，而駭客、準駭客、技術牛仔在這一國度裡同時擔當著政治家和持不同政見者的雙重身份。駭客是電腦革命的革命家，但由於電腦革命是一場持續的革命，所以每一個駭客者同時也是一個匆匆的過客。

１９５９年，美國明麗蘇達州的ＣＤＣ公司（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ａｔ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製造了第一臺商業主機型電腦（ｍａｉｎｆｒａｍ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恰如ＣＤＣ公司的名稱（直譯是“控制資訊公司”）所表明的，主機型電腦是一種控制資訊的“中心化機構”（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是政府、企業壟斷性處理資訊的設施，令人想起政府和企業的人事部門的檔案室——在其中存放著對個人而言意義重大的材料，但你一輩子也不知道這些檔案上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對於處於資訊的權力中心之外的大多數普通人和小企業而言，主機型電腦很像是一座神秘的紫禁城。它按照嚴格的程式、分寸釋出著操縱性的資訊，而外人對實質性的資訊一無所知。在這一點上，主機型電腦與歐洲中世紀的拉丁文聖經很相似。當時的人們相信，聖經裡記載著上帝的話，表達著上帝的旨意。按道理，信仰和想信仰上帝的人們（信徒和平信徒）應該有權利瞭解上帝到底說了些什麼。但教會為了獨家代理上帝在人間的權力（實際上是行駛教會自身的強權），就將聖經以特別的方式塑造成一個關於上帝資訊的“紫禁城”，除了教會中人，誰也別想進入其中。

充當這個紫禁城的高不可攀的宮牆的是一種壟斷性文字——拉丁文。聖經、神學著作、宗教儀式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拉丁文，普通教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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