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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健康地活一千歲，活一萬歲，又如何？

夢碎孟浩然（3）

可長安文壇，那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場面，真是“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啊！領風騷者層出不窮，出風頭者絡繹不絕，電視螢幕上斷不了跳出幾張油炸丸子式的肉臉，報紙版面上時不時冒出他們招蜂惹蝶，追香逐臭的傳聞。那炒作之震天動地，那砸呼之雷霆萬鈞，讓這個蟄居山中的心總癢癢的詩人，實在頂不住了。

他不能不想之再三，若不趁著李白還走紅的時候製造聲勢，若不靠著王維的官方人脈挺進文壇，京城地界的大小文學圈子，長安城裡的各位評論家碼頭，還有他的立足之地？腳跟都站不穩，有他將來坐在太師椅上蹺二郎腿當爺的份？“皇皇三十載，書劍兩無成”，他懊惱透了。寫了這多年，誰知道他是老幾啊？連老幾都不是，還想被當今皇上御用，豈不是在做大頭夢乎？

於是，他當即決定，不當隱士，在山林裡久了，只能越來越土鱉，還未完全土鱉之前，趕緊跳出去。怎麼說，流行歌曲唱得有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於是，乘船坐車，曉行夜宿，由襄陽而南陽，由南陽而洛陽，接著，人便出了潼關。說實在的，這位既是山裡人，又是鄉下人的老土，西望富貴氣象的長安，花團錦簇的都城，一雙眼睛怎麼也不夠用了，兩條腿也覺得短到邁不開步了。

“雪盡青山樹，冰開黑水濱。草迎金埒馬，花伴玉樓人。鴻漸看無數，鶯歌聽欲頻。”這一切一切的歡樂愉悅，這一切一切的聲色誘惑，讓他目瞪口呆，直後悔自己覺悟太晚。看來，就文人而言，短暫的冷落，或許可以忍一忍的，口頭的清高，無妨可以講一講的，但長久的，乃至永久的寂寞，又有幾個能耐得住呢？

時下北京城裡，很有一些文化人，在遠郊區縣買了房子，權當別墅，漸成風雅之舉。可通常只是去小憩幾天，約略澄清肺部的都市風塵以後，又來不及地趕回城裡來。緊接著，出席這個會，參加那個會，日程排得挺滿，忙得不亦樂乎。有時，一天兩個會，上午一個，下午一個，晚間還得酬應飯局。無論到哪裡，都逃不脫尼古丁的烏煙瘴氣。

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文壇就這麼勢利。他什麼都不寫，或者，他什麼都寫，可就是寫不好，或者，他就是狗屎，但他有發言權，就行。因此，第一，不能缺席，第二，缺席就意味著放棄話語權，第三，放棄話語權也就意味著你不存在。第四，最最主要的，文人最怕的就是這個不存在。

不存在，意味著消逝，不存在，意味著死亡，不存在，意味著被文壇除名。為了存在，哪怕天上下鐵釘子，下手榴彈，也得從城外趕回來，為了話語權，哪怕肺的新鮮空氣又被城市的惡濁空氣所置換，也認了。最可憐見的，莫過於那雙僕僕風塵，疲於奔命的腿了，有車者尚可，無車者的腳丫子也真是苦命之極。

由此，我也能理解公元728年（開元十六年），孟浩然屁顛屁顛要到長安來的緣由了。只有在這裡，才能發出他的聲音，才能爭取到他的話語權。在鹿門山，哪怕他是帕瓦羅蒂，沒有聽眾給他叫好，給他鼓掌，他做得再漂亮的詩，也是白搭。只有到了長安，天子腳下，他才可能實現從非御用文人到御用文人的跨越。

再說，他的詩友們，與他最要好的王維、李白，一個個都“待詔”了，都被御用了，眼看著飛黃騰達，前程輝煌，對他可以說是相當的刺激，相當的傷心。

老友王維就不必說的了，衝李隆基不請自來，登門求教，屈尊移就，串門聊天。獲如此之殊榮，豈不是一張紙畫一個鼻子，那臉該有多大？讓孟浩然都快羨慕死了。能夠在皇帝的視線裡存在的中國文人，確有不少；能夠在宮內有一間屬於自己的住所的中國文人，也許會有；但接待信步而至的皇帝陛下，把朋友從床底下拉出來介紹給皇帝，這樣親近待遇的中國文人，恐怕是絕無僅有了。

另一位老友李白，更是張狂到家，長安城簡直裝不下他了。在小酒鋪喝得醉醺醺的，還被聖上著人找到了他，要請他進宮裡去做詩。幹嗎呀，幹嗎呀，我酒喝高了，他還拿搪不去。那些太監們說，爺，勞駕您走一趟，要不，小的們沒法交待，生把他抬到了玄宗賞牡丹的御花園。那是何等的牛叉啊！高力士為之脫靴，楊貴妃為之硯墨，三首《清平樂》，“雲想衣裳花想容”，一氣呵成。唐玄宗高興得不得了，吩咐趕快給詩人準備醒酒湯。

夢碎孟浩然（4）

御用文人能混到如此地步，孟浩然想，也就登天入雲，別無所求了。如果他的那位同鄉，當年楚國的三閭大夫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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