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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
三堂審訊以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凌遲處死。”
康,雍,乾三朝,迭興文字獄,血也流得夠多的了,殺雞給猴子看,阻嚇作用也已起到了,大多數文人也都把尾巴夾得很緊。乾隆便不讓他受凌遲之罪,改為絞立決,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
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就為他老了老了還不知縮手,還想“得”到更大名聲的行徑,為這個“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雖然,尹嘉銓案是個特殊的個例,但《論語》裡這句“戒之在得”的古訓,對已經到了夕陽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來說,還是很具惕勵意味,值得深思的。
從屈原到王國維(1)
對中國文人來說,功名,財富,聲望,褒譽,是暫時的,只有閃爍著你的睿智,活躍著你的思想,當然,還有流露著你的才華的作品,才是永久的。這也是軟弱的中國文人,最終能夠在精神上勝於強大的秦始皇、漢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著,便有一切。只有活著,而且寫作,便也擁有未來。因此,中國作家通常不大采取這兩位大師的極端做法。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
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遊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毛澤東有詩云,“莫笑昆明池水淺”, 那裡的水並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扎到底。事實上並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
嗚呼,一代學人,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汙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咸認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沒頂自沉,用這種辦法結束自己生命者,多為女性,多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國維也好,稍後一點的老舍也好,作為軟弱的知識分子,在壓力下,在羞辱下,在無路可走,無以為生的絕境之中,這是最無奈,也是最無能的選擇了。
自王國維之後,自老舍之後,迄今為止,還不曾發生過別的什麼作家詩人,什麼教授學者,想法淹死自己的類似事情,這,當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趕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麼想不開。知識分子天性的軟弱,也許沒法改變,但拿定主意不死,卻是可以咬咬牙堅持住的。這一點,相當重要。
每次逛頤和園,走到排雲殿的西邊,石舫的東面,就會遺憾王國維之缺乏這點認識。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發生過“初辱”,領教過“初辱”,忍受過“初辱”,那麼,這個“再辱”,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呢?“辱”過和沒“辱”過,有質的不同,“辱”過一次和“辱”過多次,則是量的不同。無論什麼“世變”,無論怎樣“再辱”, 完全沒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為從歷史的,傳統的,薪火相傳的文化角度來衡量,這樣一位精通中學,深諳西學,擅長甲骨文,兼及詩詞美學方面的高深造詣,為中國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貢獻的王國維,並非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之流。他跳進昆明湖,這撲通一聲,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學富五車的時代,也就宣告結束。從此,有學問的文人,鳳毛麟角,而“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國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認為,王國維選擇這一天自殺,是受屈原的影響。他之訂於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這位學人的謙遜,他太崇拜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詩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陰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與王國維的方法相同,也是撲通一聲,跳進汩羅江,結束自己生命。
王國維在其《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試圖解釋這位古代詩人之死:“屈子自贊曰廉貞,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慼,其於懷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看起來,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與王國維“義無再辱”的“辱”,是使他們兩位走向絕路的原因。
其實,有什麼想不開,過不去,解脫不了的心結呢
不就是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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