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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學的聲名在美國人的想象力裡達到了巔峰。華盛頓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為了一座烏托邦似的豐碑，意在標榜將精神疾病患者從社群隔離進行治療，是有卓越功效的。根據瑪麗？簡？沃德的小說《蛇穴》改編的1948年的同名電影將精神病醫生描述為一位救世主，拯救了在精神病院飽受磨難的婦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夠如此放蕩不拘而導致多重人格分裂，具有愛心的精神病醫生一定能夠解開心魔，讓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員科布在1957年的電影《三面夏娃》裡表現的那樣。精神病醫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騎士，將年輕少女從無處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來。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精神病醫生和精神病院自身成了魔鬼。曾受訓於布達佩斯的精神病學家托馬斯？薩茲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書中突然對自己曾接受的培訓發難，聲稱精神疾病的說法“不僅沒有科學價值，而且有害於社會”。萊恩在《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生存論研究》中認為，精神病人經常透過裝瘋賣傻、作踐自己和作弄醫生來達到牽制並躲避危險人群的目的。米歇爾？福柯的《瘋癲與文明》（1961）記錄了精神病院的誕生，並且認為瘋癲的現代概念就是一種實施控制的文化發明：曾經被接納為社會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瘋子們被視為一種威脅，他們被隔離到了精神病院裡，變得悄無聲息。社會學家歐文？高夫曼的《瘋人院》將精神病院，特別是華盛頓的聖？伊麗莎白醫院描述成建立於某種權力機制之上的機構，在這種機制中病人被貶低並非為了治癒疾病，而是為了維護精神病治療專家的權力和威信。高夫曼得出結論說，“精神病人發現自己處境尷尬。為了離開醫院，或為了在醫院的日子好過一點，他們必須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給他們的位置，而安排他們的位置是為了支援把這場‘交易’強加給他們的那些人的職業角色……精神病人會發現自己被一個讓其他人日子好過一些的服務理想的重量給壓碎了。”

這些著作將精神病學和精神疾病視為在科學的面具掩蓋之下的社會淨化的工具，幾乎沒有診斷或者治療的價值。治療意味著內化某個社會的道德準則，而不是對於疾病的診治。儘管上述著作在知識界中頗具知名度和影響力，但是它們沒有廣泛的衝擊力，無法與一本始創於1960年的小說相比。這部小說的作者是一位年僅二十四歲的寫作班學生，他那時正在一家精神病院值夜班，並且參與政府資助的藥物實驗。肯？克西並未打算寫一部有關精神治療的專著（當時電療的作用還處於爭論之中），或者糾正任何的政治錯誤。他的性情太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和惡作劇，因而不太可能提出某種社會學的或者政治上的預案。當他在斯坦福大學附近的門羅帕克老兵醫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時，他對病人們產生了同情，開始質問之前所確立的瘋癲與否的界線。他開始考慮發瘋是否意味著服從於一個無思想的制度，或者試著徹底擺脫這一制度。在《飛越瘋人院》一書中，一位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語總結了高夫曼的論文或關於悲劇的現代定義：“地獄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詛咒，不接受也是詛咒，把一堆人這樣胡亂地捆綁在一起，真是該死。”或者服從然後得到釋放，或者保持你的骨氣但被一直留在病房裡。

肯？克西認為當時頗為流行的“治療性團體”，是強迫人的內在精神適應他人的理想外在環境的一種方式。按照這一實踐，病人們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儘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群——一個內部小世界，這是某一天你將會重新佔一席之地的那個外部世界的縮影”。治療性團體成為了一種強迫手段，假意為了民主大眾的福祉而幫助人們，但其實只是為了平庸的大多數，以及支援為自身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機構管理者。在《飛越瘋人院》中，克西把精神病院變成了戰後美國社會正實施的控制手段的象徵。

肯？克西是一位有錢的乳製品農場主之子，曾是俄勒岡大學的明星摔跤手。1956年畢業以後，他寫了一本名為《秋末》的有關大學體育的小說，並且在好萊塢度過了一年的時間，企圖涉足電影行業。之後克西得到了一個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寫作的“伍德羅？威爾遜獎學金”，和妻子弗伊搬到了帕拉阿託市帕瑞區的波西米亞聚集地。克西開始創作一本名為《動物園》的小說，書中主人公是個鄉下的男孩，一名橄欖球運動員，成為了舊金山北岸區“垮掉一代”社群的一份子。《動物園》的影響沒有達到克西的預期，但是該書為他贏得了著名的“斯蒂格納獎學金”，使他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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