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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6)
寫此文時,已是晚年,能以一個文人的認知,來看待自己的經歷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卻依然讀出為帝王奴才久了以後,那卑下的品味和格調,看起來,磕頭磕多了的奴才氣息,長成在骨頭縫裡的,也難輕易褪掉。這就是封建社會中,專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華的文人,也是難以逃脫的宿命論。
在那個黑暗王國裡,在精神的扼殺勝於一切壓迫的時代裡,縱使有天大的才華,也只能付諸流水,任其消逝,化為烏有,抱憾蒼天。因此,無論為叛逆,無論為奴才,也無論既非絕對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絲縫隙中求生存,如袁枚這樣僥倖者,在這樣一個高壓窒息的乾隆年間的政治氣氛下,作為詩人的袁枚,除了倡“性靈說”,還有別的道路可以發揮其聰明才智麼?
他之這樣做,固然具有別開生面的意義,但是,實際上也是為免受文字獄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為之的嘗試。毫無疑義,袁、蔣、趙,都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如果得大發展,當有大成果,如果讓他們放開手腳去寫,不知該給中國文學史增添多少華章?然而在統治者的精神閹割下,在文字獄的刀光劍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潤到心靈的腐蝕下,他們不得不風花雪月,不得不遊戲人生,不得不關在隨園那小天地裡,與整個社會,整個民眾脫節,不得不改弦易轍,奉旨填詞,不得不官樣文章,馬屁哲學。因此,袁枚所發起,所推動的倡寫性靈,擺脫陳腐的新詩歌運動,對於清代文學的發展,多少起到一些促進作用,也就是難能可貴的貢獻了。
大概稍晚半個世紀,俄國的普希金(1799…1837)、萊蒙托夫(1814…1841),德國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國的拜倫(1788…1824)、雪萊(1792…1822)這樣雙子星座似的詩人,也將走上世界文學的舞臺,而且,遠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產生更為深遠和廣泛的影響。
假如,倘非滿清“盛世”,對於中國文人和中國文學的嚴酷統治,袁枚,蔣士銓,趙翼,對於世界文學史的意義,絕非今天這樣簡直不足為外人道的寒愴了。話說回來,即使對中國人而言,知道他們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嗚呼,天才的悲哀,莫過於生不逢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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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1)
中國文人之好名,也算是一癖了。
第一,人之好名,與其成就高低成正比,成就愈高,愈在意名。第二,人之好名,又是與人的年紀成正比,年紀越大,越追求名。於是,中國文人的全部快樂和不快樂,便繫於這個名上。
而大文人,老文人,則是最不肯安生,最能夠折騰,最害怕冷清,最熱衷於人來瘋的一群。
魯迅先生的《且介亭雜文》裡,有一篇《買記》的雜文。其中,引用了《論語·季氏》的一句話:“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細細品味,很有道理。
老了,就要見好就收,就要適可而止,就要鞠躬謝幕,從運動場中回到看臺,當一名觀眾。人的一生,其實是一個加減法的過程,年青時期,不斷地追求,不停的獲得,是加法。進入老年以後,便是減法了,一直減到兩手空空,如同剛出生空著手來到這個世界那樣,再離開這個世界。至此老天拔地,老眼昏花,老態龍鍾,老朽無能之際,你老人家還不厭其煩地求,還不厭其多的得,那就很不令人尊敬了。
《小學大全》的著者,為清乾隆朝人尹嘉銓,一位道學先生,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當於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長官,熬到這個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這樣:沒有錢的時候,物質慾望特別強烈;有了錢以後,權力慾望就會上升;而在官癮、錢癮都滿足以後,求名的慾望就會濃厚得可怕。尤其人到晚年,更著重聲名的滿足。
沒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熱,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與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舉世聞名。按說,一個人當上了皇帝,譬如隋煬帝楊廣,應該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滿足吧?不!他對大臣楊素說,我的駢體文,四六句,也是滿朝第一,當仁不讓的。因求文名,他竟把一位詩人殺了,還說,看他今後還能寫出比我好的詩?
由此可見求名者那一顆不得安寧的心。
小孩子希望大人注意他,就鬧人來瘋。成年人同樣希望別人注意他,也要鬧人來瘋的。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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