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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記》，到《九死一生錄》煌煌鉅著中，那十年間，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宗旨下，在絕不提倡“溫良恭儉讓”的主張下，知識分子所領教的辱，當不遜色於彼時的王國維。

他們之所以寧可當孫子，當王八蛋，當臭狗屎，當牛鬼蛇神，寧可被踩上千萬支腳，踩得喘不上氣，踩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也堅決不死的緣故，就是算清楚怎麼划算，怎麼不划算的這份賬。否則，如今種種###的主席臺上，要沒有這些巍巍長者，矍爍前輩，耄耋泰斗，文化象徵在座，該是多麼寂寞和令後人生出無所傍依之感啊！

現在回過頭去看那時中國文化人，當然不是全部，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對工宣隊的俯首帖耳，對軍宣隊的唯唯諾諾，對造反派的低三下四，對紅衛兵的惟命是從，所表現出來的含垢忍辱的求生哲學，其實，倒是值得後人敬重的。不管是否有汙清聽，不管是否有褻先賢，在這方面，兩千年前的，那位身殘處穢的刑餘之人，那位著“無韻之離騷”的大師司馬遷，開創了中國文人苟活貪存的傳統，才是中國文人所以求生拒死的榜樣。

說到底，在人類發展的全過程中，文化，文藝，文學，永遠只是一個有也可，無也可的零配件。文人的這等角色身份，註定了他們的依附和從屬的命運，以及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生存準則。也許外國文人不盡如此，但在封建社會里我的那些古代同行，卻是必須如此，一定如此的。

一個堂堂關中漢子，血氣方剛，憑什麼像一頭豬那樣，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話兒給閹了，不就因為漢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嗎？試想，哪是一種什麼樣的辱呀？當將他宮刑以後，他不但失去“一種非凡的力量”，他不但無法“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　甚至連一個常人的力量也不具備，像一個男人那樣生活也不可能。如果，他按茨威格的想法，一百回都死過了。可是司馬遷並沒有在蠶室裡一頭撞上牆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著創傷的折磨，和比創傷更痛苦的羞恥，埋頭在一車一車的竹簡中，著書立說。

正因為他存活了下來，中華文化寶庫裡，也就有了這部不朽的《史記》。

如果，屈原在汩羅江邊趔趄地站住，聽漁夫的話，然後，打道回府，當一個自由作家，不拿楚國的工資，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他的作品就不會僅僅是《離騷》以及《九歌》、《九章》、《天問》等篇。王國維在頤和園長廊的盡頭坐上一會，然後，叫一輛黃包車，心平氣和地拉回清華學堂，那他遺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幾本《觀堂集林》了。

從屈原到王國維（5）

對文人來說，功名，財富，聲望，褒譽，是暫時的，只有閃爍著你的睿智，活躍著你的思想，當然，還有流露著你的才華的作品，才是永久的。這也是軟弱的中國文人，最終能夠在精神上勝於強大的秦始皇、漢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著，便有一切。只有活著，而且寫作，便也擁有未來。這就是說，早在達爾文學說形成之前的兩千年間，中國文人就明白“適者生存”這個人類演化的原理了。由此推斷，若普希金和萊蒙諾夫，不去決鬥而死的話，他們將會為俄羅斯文學貢獻得更多，當是毫無疑義的。

嗚呼！雖然很難熬，很痛苦，但在歷朝歷代帝王的挫折底下，中國文人終於活明白了，不但不肯死，不便死，不想死，不去死，而且，求不死，求長生，求活得更久遠，成為他們的追求。

司馬遷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裡說到，也是在他《報任安書》中強調的，“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他這種“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的“苟活”哲學，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極刑而無慍色”，“雖被萬戮，豈有悔哉？”

雖然這種樣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碼的抵抗和鬥爭，有點消極，尤其會被當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從大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不死而且活著，應該承認，那倒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行為。這種儘量使生命延長的做法，是以時間在我的優勢，換取空間在你的劣勢，絕對是中國文人的聰明之舉。

拿雞蛋跟石頭碰，石頭無損分毫，雞蛋卻是要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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