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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不，我肯定不是偉大的。沒有多少人能稱得上偉大。我沒有拿自己和寫農村的作家比過，也沒有拿自己和寫女性的作家比過，我只是一直這麼自然地往前寫著。我喜歡寫農村，是因為我生於農村長於農村，農村深入了我的生命；我喜歡寫女人，或更擅長描摹女人，是因為我童年少年在三輩女人同居一室的環境里長大，奶奶、母親、三個嫂子。觀察她們、體察她們可以說既是我無法逃脫的宿命，也讓我後來在作品中堅持不懈地抒寫人物心靈的歷史有了最佳的訓練。抒寫人物心靈的歷史，捕捉人物瞬間的情感變化，不知道算不算我的獨特之處，如果算，我不知道是不是正是這一點吸引了讀者。我不知道。

張：如果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您的獨特之處還在於，小說中您是以一種平等的情感態度在感同身受那些不同人物的遭遇，而不是以那種俯視芸芸眾生的略帶憐憫的視角，您也不是要揭示農村人的貧困愚昧——也許這一點小說中也有所表達，重要的是您要表現那些鄉村人豐富寬廣複雜的心靈世界，他們根本不像城裡人想象的那樣麻木呆板。我甚至覺得把您的作品和時下流行的打工文學放到一起是不合適的。

說到“捕捉人物瞬間的情感變化”，我想到您一向看重“日常”表面下的“波瀾”，並認為“最好的小說，是寫出了素常日子中素常人生的素常心情，是寫出素常心情中蘊含著的素常人性”。您在創作中是如何避免把常態的日常生活淪為平庸和煩瑣呢？

孫：從平庸中發現光彩，這需要精神的提煉。所有的事物，沒有精神，就淪為平庸。所謂素常人生中的素常心情，就是指素常人生中的精神世界，這世界不管多麼微小，多麼短暫，都閃爍著金子一般的光芒，“微妙”和“瞬間”，其實只可能發生在精神世界裡。

孫惠芬（7）

張：您的話使我聯想到，當年弗吉尼亞？伍爾夫為反駁傳統現實主義一味注重人物外部描寫而強調對人物心理內容的描寫更重要。從這一點上說，您的現代性是很強的，而且這在您最早期的作品中就顯露出來了。您的《小窗絮雨》、《來來去去》、《變調》、《閃光的十字架》等作品中有大量的，有時甚至是通篇的人物心理描寫。您能解釋一下那是從何而來的嗎？是您推崇的沈從文，還是普魯斯特？

孫：你提到的幾篇小說，都是我早期的作品，我無法說清受過誰的影響，那時確實讀過沈從文，但肯定是沒有讀過普魯斯特，我那時都不知道普魯斯特是誰。早期小說的選材，多來自我的自身生活，那裡的人和事，都是我身邊的，而恰恰是這一點，受到沈從文的影響，是他對他身後那片湘西土地的熱愛，他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的說法，讓我把目光投到自己身邊和土地上來，讓我知道這一切是值得閱讀並且是最有價值的。至於那幾篇小說的形式，有許多模仿的痕跡，現在回頭看，都有些不好意思，除《小窗絮雨》外，幾乎每篇都能找到別人作品的影子。

張：其實相對於那些先鋒派作家，您的作品在藝術技巧上是保守的，但有時也會在不經意中運用現代派手法。比如敘述者寫作身份的有意暴露。在《歌哭》中：“這位在小鎮上被譽為瘋子的改良主義分子，他再次在我的書寫中走到我的面前。在我的想象中，他中等個子……”《保姆》中：“後來，這是一個多麼奇異的詞語……是後來這個跟時間有關的詞語，依仗著時間賦予的權利，將我的人生拉出一程又一程——後來，我的創作有了長足的長進，後來……”您的作品整體給人的印象是像蕭紅那樣不十分講究技巧的，或者說不講究時髦的，那麼是什麼促使您的作品出現上面的改變呢？

孫：一個寫作者的成長過程，就像一株稻苗的成長過程，正常年景的陽光雨露、風花雪月，災害年景的乾旱、多雨、病蟲害、風沙，都可能在這株稻苗的身體上留下痕跡，即使它是堅韌的、堅強的、無堅不摧的，即使它最後依然是健康的，即使它有著自身成長不可抗拒的規律。我是說，我的變化，跟我一些年來的閱讀、吸收、消化，有直接關係，當我有了對一些先鋒作品的閱讀的時候，其中的營養自然而然就滲透到我的作品中，也許還有糟粕。我曾經在一篇創作談裡說，我最初的寫作，不是為了講故事，而只是為了寫心情，可是這幾年，其實有意無意，我在學習講故事，我在努力把故事講好。這樣的變化，是不期然的，也是閱讀和吸收的結果。

張：如果說小說技巧上的改變是後天積累的，那麼您的作品所體現的遼南地方色彩則是天生的，那麼您有沒有為了增強小說的地域特徵更多地讓人物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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