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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的小說為什麼基本上都是直接取材個人生活經驗？和個人的氣質性格有關嗎，還是刻意地選擇和保持？

韓：我的確非常看重個人經驗，對我而言它是源泉性的東西。小說寫作的刺激物、興奮點是多種多樣的，往往因人而異，書本、想象、邏輯和觀念都有可能使寫作者啟動，使他們追蹤而去。在我，涉及個人的生活經驗才會覺得寫得有餘地，寫作這件事有餘地，才有腳踏實地的感覺。當然，個人生活經驗並不是我的目的。我說過，把真的寫假，可見它是另有目的的。最初的啟動和最後的抵達不應該是同一個東西。從經驗到經驗和從想象到想象、從邏輯到邏輯一樣，是了無生趣的。幻想性的東西本來沒有任何問題，但從幻想到幻想那就是夢幻一場了。中國作家喜歡各執一端，在“寫什麼”的問題上爭取名正言順，太沒有必要了。忘記的是神奇的轉換，所謂的化腐朽為神奇，或者化神奇為腐朽也成，那也是神奇。“刻舟求劍”是其通病。我也寫過《本朝流水》、《雙柺記》、《同窗共讀》這類非取材於個人生活經驗的小說。《本朝流水》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從想象到想象，缺乏強大有力的轉換。　。。

韓東（3）

李：《溫柔的部分》是我喜歡的當代詩之一；《紮根》的語言和形式之外，它的內容和題材是我更偏愛的。談談童年和下放的經歷，以及這段生活對您人生和寫作的影響吧。這種影響是不是非常深刻和特別？

韓：我對下放印象很深，因為正值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我們家在生產隊、公社和縣城裡都待過，我的小學和中學基本上是在“下面”度過的。下放的經歷除了與我的成長相伴隨，裡面還有各種複雜豐富和好玩的因素。這些，都是文學的好材料。我已經寫作了《紮根》和《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兩部長篇以及一些有關下放的中短篇，也許還不夠。我說的不夠不是指數量，而是指需要有一部書是和這些經歷或者經驗相當的。

李：生活和經歷對寫作來講是決定性的嗎？為什麼有的寫作看起來和作者的生活經歷非常接近，有的卻相對十分遠？這個問題和您所說的“寫作和真理的關係”有關嗎？“寫作和真理的關係”到底指的是什麼？為什麼您說它是您寫作面臨的“最大問題”？

韓：生活經歷對寫作來說應該或者可能是決定性的。當然，你還必須有一定的智力，還必須決定寫作。當然還有性別、體質等的影響力量。為什麼有的寫作和個人的生活近，而有的較遠？原因不論，但即使是離生活較遠的寫作也能從寫作者的經歷中找到原因。相同經歷的人有的寫作，有的並不寫作，有的做生意，有的也不做生意。所謂生活經歷決定是指，當你回溯的時候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而不是說你非寫作不可，或者非寫成那樣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倒因為果，應該是“存在決定意義”，而不能是“意義決定存在”。我說“寫作與真理”的關係，是因為深感寫作的虛無，哪怕是再偉大的作品對寫作者和閱讀者而言都並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人生的問題，說到底，都是可有可無的。《紅樓夢》和一部商業小說自然是有優劣高下的區別的，但，也是相對而言的，可能在外星人看來並無多大的區別。將作品作為目標是虛無縹緲的事，可能只有過程——寫作的過程或許能使我們解脫。單純的過程是無目標的，在目標這個點上應該虛無。但誰又能做到這一點呢？能做到這一點，任何過程都可以被作為真理來追求。“盜亦有道”，種田、當木匠都可以是“道”。文學寫作領域充斥著一種不證自明的優越感，優越於其他的行當，這是它遠離真理的證明。文學寫作並無任何高階的意義，如果有，也就是這種自以為是的區別了。虛無，或者虛無掉這種自以為是就是向真理的邁進。不是說說而已，真的去做、加以實踐，方能和真理扯上關係。

李：任何作家的寫作可能都逃不開自己的生活經歷，只不過有的喜歡反向出發，有的刻意迴避，有的雖順勢而行但也東張西望，而您卻非常“老實”，是刻意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嗎？出於風格的營構還是有更深層的原因在裡面？

韓：可能我更注重“向自己學習”吧。這種向自己學習不僅是技術方式上的，也是經驗、題材上的。和前面拉扯的力量相比，我更傾向於後面的推力。就這麼鬆弛下來，信馬由韁，看看你能走往何處。一方面我是放任自流的，另一方面我卻很刻意——人總得有緊張的地方。令我緊張或者我使自己緊張的地方可能就是語言敘述、結構方法等的層面。“寫什麼”在我是天然的，甚至是命定的，而“怎麼寫”卻大有講究。我力圖獲得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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