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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半句俄語，他卻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為越獄一事又受衝擊。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們憶起當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壞“風水”為由，揚言要幹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蘇制匕首防身的事，兩人不禁哈哈大笑。遺憾的是他去世時我在定陵寫報告，未能見上最後一面。

劉精義這位當年的文弱書生，今天已是文質彬彬的學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致力於北京史研究，寫了幾篇頗有見地的論文。他說並未放棄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記”，幾十萬言，不久即可成書。一提到健康，他總是說陵園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鍛鍊了他，至今保持著熬夜的習慣。

李樹興是開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記、保管，工作隊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燬屍骨，他是目擊者，聽他講過一些別人不願說的細節。現在頤和園管文物，偶去遊園還談談往事。

曹國鑑、冼自強、王傑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練得一手瘦金書、寫意畫，成了書畫家；冼在實驗室搞C14，整日足不出戶；王傑卻天天出差去發掘現場畫圖。

“文革”中我正本單位挖防空洞，勞動改造，有人告訴我一位公安人員在等我，帶著盒子槍。一聽說槍，嚇了一身冷汗。滿身泥汙跑出防空洞，看到他遠遠地向我敬禮，走近一看，是龐中威。看到我這一身裝束，泥泥水水，他感嘆不已。他說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縣，當了一名幹警，幹得挺不錯。多年不見，憑了他的精明強幹，也許當上局長了。還有一位時桂山，回考古所後去了青島博物館，雖未見過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見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緊張時，人手不足，我去請考古所的同學好友支援，劉觀民、黃展嶽他們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現在是所裡的研究員，各自領導著一攤子。

如果前後聯絡起來，二十年後編寫報告者自然也屬工作隊成員。

王巖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畢業生，“文革”中去保定滿城發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縷玉衣”，發掘報告剛一完成便轉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細緻繁瑣而艱鉅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幾年的時間，把他累壞了，明顯地看出兩鬢增添了幾縷白髮，剛一結束，又遠去洛陽了。人在洛陽，心繫定陵，仍要關心那本報告稿，排圖、修改、校樣，一稿一稿與責任編輯樓宇棟折騰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編寫，兩年複核校訂，一本報告耗去他七年時間。現在他是考古所洛陽隊隊長，又在那裡挖漢唐城址，訊息傳來，很有收穫。

王秀玲是“文革”期中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十三陵生人，研究鄉土，當然最合適，現在擔任講課任務，培養解說員。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區文物科長，編寫報告期間承擔著繁重的後勤行政事務，做得井井有條。又潛心於業務，寫書還擔任著十三陵的全部陳列工作。

吳平，是從蘇州特邀來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藝美術學院染織系的高材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絲織品匹料、龍袍、靴帽等全部圖案紋飾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損的碎片拼湊起來，初稿畫完，謄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張一張，足足幾百張，一個放大鏡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舉著放大鏡卻斜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蘇州不久，又離別相依為命的老父遠渡重洋去美國進修。不久前接到來信，詢問發掘報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報告”二字，只寫個“祝你青春永駐”，也回敬她一個玩笑。

定陵開放之後，觀眾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賓去參觀，走出陵園大門，在廣場上看到一位農民裝束的白髮老者，站在一塊石頭上高聲講解，觀眾圍得水洩不通。側耳聽聽，定陵的歷史、發掘和意義、過程，講得清楚明白，真實而生動，語氣中還帶著幾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幾乎都熟悉，但不認得他，哪裡來的一位義務解說員？仔細一看，原來是三十多年前參加發掘的一位民工，模樣還記得，但忘了姓名。我不願打擾他，悄悄地走開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廣場上對著眾多的觀眾講得繪聲繪色、頭頭是道，又是什麼使他有了這麼大的變化，前後判若兩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顯示力量了。

直接與定陵發掘有關的人講完，該輪到我自己上場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頭小夥子，已經退休，齒搖搖、發蒼蒼，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動，只能關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發掘之初，吳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歷史資料，“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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