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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威爾德說。前一年，克里根據他的納稅申報單要求把自己的慈善捐款額減為零。威爾德和妻子已經將捐給36個慈善團體的24　010美元列入價目表，這是他們精算後總收入的22％。幾周前，《波士頓環球報》的專欄作家傑夫·雅各比報道說，在前六年裡，威爾德夫婦把他們平均15％的收入捐贈給了慈善事業。相比之下，克里只拿出了不到1％的收入。

克里被這種討厭的關注激怒了，他稱這個話題為“禁止入內區”，是“小題大作”。他說除了維持在華盛頓和波士頓的家用，加上孩子上私立學校的學費，剩下的已沒有多少可以捐給慈善事業了。但是十天後，《波士頓先驅報》有理有據地提出了它下屬的小報蒐集的關於此事的資訊：1993年，克里只捐獻了175美元給慈善機構，但是他花了8600美元買了一輛義大利手工製造的Ducati牌摩托車。那天，克里出現在唐·愛莫斯（Don　Imus）電臺的節目愛莫斯清晨（Imus　in　the　Morning）中，保證要“多做”善事。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他就會實現他的諾言。但這可不只是一種個人慷慨的行為。當《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史蒂芬和弗蘭克·菲利普斯告訴克里，幾年前他從兩個邁阿密商人那裡籌集了7000美元的捐款，而這兩個邁阿密商人後來被指控為一個哥倫比亞毒品卡特爾從事洗錢活動時，克里的競選班子立即拿出1000美元捐給位於多爾切斯特的戒毒中心。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他們的名字。”克里說到兩位捐贈人，杜凡·阿波萊達和哈里·A。福爾克。阿波萊達在1989年為克里的競選活動捐贈了1000美元，1987年和1988年他和福爾克捐了6000美元給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當時克里擔任委員會主席。克里說對他們一無所知。這兩個人和MetalBanc公司有來往，這個公司專門從事貴重金屬的買賣，並曾在1987年付給克里1000美元的演講費。

克里掙扎著慢慢走過6月。威爾德內部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州長第一次領先克里，雖然僅僅領先一個百分點。在競選初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民意測驗曾顯示克里領先高達13個百分點。

激烈的競爭不會因為夏天的到來而終止。雖然很多選民都去沙灘或湖邊度假了，但辯論還在繼續，電視廣告的空戰打響了，兩位候選人在各自黨內代表大會上發揮了雖然完全不同但都很重要的作用。競爭造成的緊張氣氛也開始形成壯觀的場面。離大選還有四個月，但是當兩位對手在7月2日的第三次辯論會上見面的時候，成千上萬狂熱的支持者在位於波士頓商業區雄偉的愛默生劇院外面亂轉。

克里的民意測驗一直表明他所列的公眾關心的問題的清單——教育、環境和健康——在大多數選民心中都是最主要的。威爾德所談到的福利、稅收和犯罪問題排名則較低。然而威爾德堅信只要他持續攻擊這些領域，他就能夠軟化克里。他將展開猛烈的炮火襲擊，直到競選結束。

巨頭之戰巨頭之戰（4）

7月下旬，威爾德的競選遭遇了一次無法預料的衝擊，《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說，副州長賽拉西因抵押鉅額資產，個人債務高達75萬美元，其中有70萬是信用卡債務。威爾德站在他的副州長的一邊，說：“他的個人財政打理得相當不錯。”但是由於威爾德如果當選，賽拉西將接替他成為州長，他說的話又變成另一回事了。

8月1日，克里投票贊成一個涉及範圍極廣的議案，同意全面改革國家福利制度，設定新的限制。立法成為克林頓總統優先考慮的一個問題，他在1996年總統致國會的國情諮文中宣告“大政府時代已經一去不復還了”。

克林頓和另外一些中間派議員推進福利改革，一部分是為了減少他們形容為撫養文化的現象。這種撫養文化也促使了貧窮的單親家庭的增長。早在1972年參加國會競選的時候，克里就對福利制度表示過不滿，他那時把這個制度稱為“強制貧窮的工具，限制而非鼓勵窮人為有才能的人工作的願望”。

在參議院的那些年，克里對很多項共和黨人提出的修改案都持反對意見。他認為這些修改過於苛刻，或者懲罰度太強。例如1992年的一個修改案規定，如果孩子沒有定期上學，各州可以拒絕付給孩子父母工資。但是克里總是為改革措施的最終版本投上一票。實質上，在投票贊成1996年的改革方案之前，他反對了一個更加嚴厲的早期方案，那個方案要免去聯邦對福利家庭孩子的健康保險提供的保障。

克里和坐在他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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