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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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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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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縱慾的困惑——明朝滅亡的歷史悖論

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瀟灑。一自市朝更改,暗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珠履三千,淒涼千載!

這闋《燭影搖紅》麗詞,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際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時傷懷之作。綺樓盛境,帝國繁華,轉瞬間皆成夢憶,不能不讓人扼腕慨嘆。

明朝,是一個慾望自始至終都勃勃膨脹的年代。

其實,慾望,絕非一個貶義詞。人之所以為人,慾望乃基本的原始驅動力。中國社會,從歷史的經驗大體上講,一向對“人慾”採取優容的態度。遙想聖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慾望。即使是給後世人以刻板說教印象的理學宗師朱熹,他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慾”,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並不是板著面孔訓斥一般士民來壓抑基本的慾望。

明代以來,“童心說”、“性靈說”、“情教說”等哲學思潮,都是不斷呼籲人們要打破禁慾的桎梏,鼓勵眾生去追求人生的歡樂,並竭力尊崇人之為人的情感意志。

可惜的是,拋開明代後期非君抑尊思想的進步意義不講,明朝社會,自上而下,由始至終,愛恨騁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適,嬉樂貪歡,最終皆歸併成為個體慾望和群體慾望的無限放縱。

個體性和社會性慾望的無限膨脹和放縱,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網四布的統治欲,明成祖朱棣駭人聽聞的殺戮欲,明英宗朱祁熄、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負責任的嬉樂欲,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鈞爺孫財迷心竅的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樂欲,明思宗朱由檢剛愎自用的控制慾;同時在這些迷狂帝王的慾海中,李善長以營黨欲,朱高煦以篡奪欲,王振以虛榮欲,劉瑾以把持欲,嚴嵩、張居正以求權欲,魏忠賢以變態欲,李自成、張獻忠以殘虐欲,吳三桂以私情慾,無遮無掩、放蕩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間狂暴地躁動,橫溢氾濫,莫有止息。最終,慾望湮沒了一切,家傾國亡,同歸於盡。

明朝的“縱慾”之風,完全是“貴己賤人”的放縱。此種縱慾,竭性慢人,既非兼愛,又非尊身。各種人群在追求一己之利的同時,聚滴成潮,最終成為淹沒一切的天下大害。

在這個縱慾成風的時代,人的價值並非因追求有所昇華,個體缺失反而成為整個時代的人性普遍特徵。縱觀“社會良心”計程車大夫階層,負性、好剛,使氣、矜誇、孤傲、浮躁,成為最為顯著的性格特徵。即使在他們淋漓揮灑的詩文中間,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戾氣而不是霸氣,是狂狷任性而非個性張揚,是浮躁陰鷙而非明朗任俠,是縱情放蕩而非率情求真。

於是,在縱慾快感噴射之後,迷惘、孤寂、苦澀、失落、憂鬱、悽苦一擁而上,理性與剋制成為了真空,道德感被從社會人群中抽離幾盡。

內憂外患之中,網羅高張之下,酒醉金迷之間,危機日甚,直至於亡。

萬曆年間《順天府志》中所描寫人慾橫流、窮奢極欲的社會現象,即使對於今天也極富警省性;

“風會之趨也,人情之返也,(開)始未嘗不朴茂。而後漸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會)大都薄骨肉而重交遊,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宴遊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人民)家無擔石(之儲)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更)甚則遺骸未收,即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噫,何心哉!德化凌遲,民風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二百七十七年曆史(明朝年代計算有多種說法。崇禎帝死後,南明有福王、魯監國、唐王、桂王等政權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臺灣鄭氏政權,即可延至於1683年。但從“大一統”觀念看明朝,其終止年代應為1644年)。

近三百年間,處於晚期封建社會嬗變時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過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變”(1449年)的八十餘年間,為社會經濟重構期;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統治經濟自我修復和調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際到萬曆中前期,乃商業經濟新變化社會相對穩定的變革期;自萬曆中後期到崇禎末年(164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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