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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上（1）
１０月２５日，馮玉祥等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在孫中山、段祺瑞未到之前，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行使大總統職權。１０月２７日，孫中山分別電覆馮玉祥、段祺瑞，答應立即北上。給馮玉祥的覆電稱：“義旗聿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亟應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給段祺瑞的覆電謂：“公老成謀國，定有遠謀，文擬即日北上，晤商一切。”從這兩封電報中，可以看出，此時的孫中山還沒有認識到皖奉軍閥的本質，對於第二次直奉戰後的北方形勢過於樂觀。因此，１１月８日，他對日本記者說道：“餘與張、段間之意見，現已大致相同，餘當與段、張提攜，解決國是。”孫中山自己認為，他和段、張之間的主張，“現已大致相同”，其實是南轅北轍，相去甚遠。 孫中山之所以應邀北上，其主要目的是謀求國家的和平統一。這是孫中山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標。他認為此時“是十三年以來一個最難得的機會”，他決定抓住不放。因此，毅然決然地“單騎到北京，就是以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 １１月１日，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等再次電請孫中山早日入京。４日，孫中山分別覆電馮玉祥、張作霖等，數日後即輕裝北上。同日，馮玉祥特派代表馬伯援赴粵迎接孫中山。 １１月１０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政治立場，提出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召開國民會議的政治主張。認為實現國民革命的關鍵在於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認為國民革命“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及特權”；要“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必須說明的是，召開“國民會議”的口號，是中國共產黨在１９２３年６月提出的。孫中山接受了這個政治口號。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斷地宣傳他在《北上宣言》裡的政治主張。１１月２５日，他在日本神戶出席東京、大阪、神戶各埠國民黨人聯合舉行的歡迎會，並發表演說。表示希望中國早日實現和平統一，“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到北京去的任務，就是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① 這一切，都說明孫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堅定而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政治立場的。 而與此相反，段祺瑞、張作霖等軍閥歡迎孫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騙輿論。他們一方面做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虛假姿態，另一方面卻在緊鑼密鼓地召開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等北方軍閥的最高階會議，準備在孫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國軍政最高權力首先抓到手裡，把孫中山排斥在國家政權之外。 因此，在孫中山於１１月１０日發表《北上宣言》的同時，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就已經在天津召開了天津會議。在會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國大政。他對聯軍統帥及國民軍元帥均不便就職，非受全國擁戴不受任何名義。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只是封建軍閥慣用的欺騙人民的伎倆而已。 果然，１１月１５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通電推戴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略稱：“國是未定，中樞無主，合肥段公，耆勳碩望，國人擁戴，業經一致認同。”“當此改革絕續之交，非暫定一總攬權責之名稱，不足以支變局，擬即推合肥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即日出山，以濟艱危而資統率。” １１月１９日，新疆、江蘇、陝西、山西四督理、熱察綏三都統等，均覆電擁段為臨時執政。同日，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劉鎮華、杜錫珪、周蔭人、蔡成勳、王普、李炳之再次聯名電請段祺瑞早日出山，解決國是。這是西北地區和長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開表態，催促段祺瑞儘快出山。 過了兩天，１１月２１日，這位聲稱“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國大政”的段祺瑞通電，準於２４日就臨時執政，組織臨時政府，期於一個月內召集各省代表善後會議，再由善後會議產生國民會議，解決一切根本問題。這個善後會議，是段祺瑞等軍閥的一個發明，用它來抵制孫中山提出的國民會議。第二天，段祺瑞入京。２３日，黃郛攝閣通電總辭職。 ２４日，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就職宣言稱：“誓當鞏固共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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