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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和全球化。所以說，有一套原則告訴了我們該說什麼。有時候報紙刻意地要去做出影響，做一些宣傳活動，我反而覺得是不真誠的。 難道你不想成為另一個約翰·德蘭尼嗎？他和議會、政府之間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向他們施加了極大的影響力。 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我很瞭解《泰晤士報》，布朗先生、鄧肯·史密斯先生、肯尼迪先生（英國政治家），我很瞭解這些人，很瞭解這些機構。去見這些人的確很有意思，是一種榮幸，但是卻不能利用這種影響力去為報紙增加聲譽。這份報紙不是表達我的自我的工具（vehicle of ego）。 但有觀察家批評說《泰晤士報》與工黨政府的關係太密切了？ 那肯定是其他報紙這麼說的，他們當然不會為《泰晤士報》唱讚歌。如果用市場、經濟穩定性等標準來衡量，我們做得還算不錯。我們當然不會贊同一切事情，相反，有時我們會強烈地反對一些事情。如果現任政府“向右轉”了，我們不會只說一句“喔，這個政府不是工黨政府了”。我們會綜合考察它的表現，我們也許會說，“唔，也許保守黨執政會比較好一點”。但這只是假設，現在還很難下判斷，因為這屆工黨政府不同於往屆工黨政府。 從長遠的歷史眼光，你怎麼看今天的《泰晤士報》。它創辦於1725年，19世紀中期達到了巔峰，20世紀50至60年代也許是它的最低谷。那今天的《泰晤士報》呢？ 現在這個時代要好一些。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新聞工作者不會為資源發愁—即使你沒有時間寫作，不能做到四處旅行，見很多的人。作為一個編輯，這個時代對我來說簡直太好了，我們要做好一份報紙是不缺資源的。在英國媒體業和英國社會中，我們的道路很明確。我們的信心和依靠商業生存的能力，都能夠讓我們做出一份偉大的報紙。 被任命為《泰晤士報》總編，是你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嗎？     。。
訪談（4）
這算什麼問題，這當然是我的一個轉折點，不過我想我這一生有很多轉折點。我現在41歲，接受這一職位並非我走下坡路的開端，我很高興獲得這一任命。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媒體，這個職位遠不如這個地方有價值，吸引我的是這個組織，而不是職位本身。但就個人而言，我很自知，揚名並不是我的驅動力，我自問揚名並非我所好。因此，它之所以是我的一個轉折點，是因為這裡能夠提供非常令人興奮的經歷。就新聞而言，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機會。希望這不是我最後一次感覺美妙的經歷。 那對你來說，第一個轉折點是什麼呢？成為一名copy boy嗎？ 呃，我的第一個轉折點應該是我出生吧（笑）。我想，遠赴中國，是我最大最大的一個轉折點。 在那裡還遇見了你的妻子。 對，對我個人來說，是這樣。對於職業生涯來說，這一次開啟了我的眼界。當時是1985年，正如你們所知，中國當時非常令人吃驚，到處都在進行改革。中國真的就在你眼前發生著變化，每個月都會不一樣，你能感受到這些。我剛到中國時，大街兩旁的揚聲器裡還播放著音樂，馬路上時有馬車來往，中國人還穿著中山服。現在去中國的人，就無法理解這個國家原來是什麼樣子。我想我當時真的很幸運。回顧之下，我發現自己那個時候就在中國非常幸運，雖然問題還很多，但是人們—鄧小平等領導—正在去嘗試，不管是在藝術上、文化上還是經濟上，甚至包括政治上，一切都在前進著。 這些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不僅僅是瞭解了中國，還了解了社會，瞭解了人民，我還了解了人們心中的願望。人們想發展自己，想盡可能地挖掘自身的潛力，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當然，大家都希望能夠有舒適的物質條件，但他們也想要個人的機會。當時我才剛滿23歲，我最幸運的就是能夠在當時去到北京並呆了一段時間。 隨後你又去了東京、美國，在亞洲和在美國的不同經歷分別怎樣影響了你？ 日本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給我的影響還要大一些。我很喜歡日本，我在那裡的時候正是日本經濟的泡沫時期，也很令人驚奇。這是兩個真正不同的文化。很大一個問題是，我在中國時，讓人們辦事非常困難，而日本就是什麼都很正常。這兩個國家給了我很不同的經歷。總的來說，在亞洲的經歷感覺很矛盾，人的外表很相似，社會卻截然不同。 在美國的經歷也是如此。人們在美國外面看美國，觀點就遠異於有過美國經歷的人。尤其是歐洲人，左翼比較多，反美傾向較強。我不知道人們對美國瞭解多少，我很喜歡這個國家，我的兩個兒子就是在紐約出生的，我對那裡懷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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