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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我則代表人民行動黨。會談對每個問題進行具體和詳細的討論。根據擬議中的憲制，立法議院由51個民選議員組成，總理和部長從議員當中選出。除了外交和防務以外，議院對其他事務都有管轄權。遇到有關事件涉及內部安全和防務兩方面時，內部安全委員會有權做最後決定。內部安全委員會包括三名英國委員，三名新加坡委員和馬來亞聯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國委員擔任。三名新加坡委員當中，一名為總理。新加坡將擁有一名自治邦首長，首長將不是英國總督，而是元首。

值得爭議的問題

林有福把起草憲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師沃爾特·雷伯恩負責。但是，我卻非把有關檔案一一讀過不可，以確保人民行動黨一旦組織政府，工作上不會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爭議的問題只有一個。在第15次全體會議上，波靄說女王的政府不能讓共產黨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團不希望發生這種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項無商議餘地的條款，禁止所有曾經參加或被控參加顛覆活動的人，在根據新憲制舉行的第一次大選中成為候選人。我當場反對，認為〃這個條件令人不安，因為它違背民主實踐的原則，而且不能保證掌權的政府不會利用這個規定，不僅防止共產分子，也防止反對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參加競選〃。

我講這番話是為了存檔。事實上，林有福早於1956年13月在倫敦會見波靄後，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這件事，而波靄也已邀請我到伊頓廣場他的私邸單獨喝茶，討論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後，他問我，如果我在監牢裡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選時參加競選，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說，他一定會獲勝，而參加武吉知馬選區競選的對手一定會失去按櫃金。波靄露出驚訝的神情，說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個人一旦在18D條例（英國的戰時條例，相當於我們的緊急條例）下被捕，就不會受到選民的信賴。英國親納粹的法西斯黨領袖奧斯瓦德·莫斯利，曾經擔任國會議員。他在被捕和被監禁之後，就不曾贏得國會議席。〃我以嚴肅的眼光看著他，說道：〃在你們的國家裡，這樣的人被看成通敵的賣國賊。在新加坡，當你被一個有英國總督和英國政務部長在內的政府監禁起來時，你便成為英雄和人民的鬥士，名望馬上提高。〃他問我：〃如果我實施這項條款，不准他們參加第一次大選，以便在內部完全自治的憲制下誕生的第一屆民選政府在開始運作時有個更良好的記錄，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說：〃我將會譴責這種做法，你必須承擔後果。〃他說：〃我的肩膀夠寬闊，能挑重擔。〃不論在體型上和比喻上，的確如此。但是當我告訴他我會提出抗議時，我也強調這次會談的結局未必就是這樣。

經過五個星期的商討，會談取得成功，在肅穆的氣氛中結束。

1958年5月我飛抵倫敦，準備出席13日起展開的第三回合憲制會談。抵達時正好趕上下午三點半在下議院同波靄會面，然後乘坐他的汽車，於四點出席會談。我們互相交換意見，我把個人對新加坡未來發展的評估告訴他。他問我林有福在下屆大選中機會如何，我說林有福的機會逐月下降，他那夥人的實力異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長在誠實和正直方面信譽很差，以致共產黨對他和周瑞麟所進行的攻擊，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靄明確表示，人民行動黨在下屆大選中預料會獲勝。我特別提到內部安全委員會和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有如一張安全網，確保新加坡不會被共產黨接管。在委員會中，由於馬來亞代表掌握決定性的一票，它所發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驗的；它不會直接損害到一個民選的新加坡政府。

現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決細則問題罷了。這項工作雖是嚴肅的，卻也是無須聲張的。這期間，新加坡和英國雙方都私下承認行動黨在下屆大選中多半會取勝，難怪我所說的話比首席部長顯得更有分量。

從倫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決定在羅馬停留四天，再回來恢復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時間在舊城遊覽，參觀了古羅馬會議廣場遺址和維克多·埃曼努埃爾紀念碑等名勝。紀念碑有一幅銅鑄浮雕，顯示當年羅馬霸權如何把版圖擴充套件到歐洲和地中海。我一時想起歷史上所有帝國，有盛也有衰；英帝國難免跟羅馬帝國一樣，會有沒落的一天。

不過後來所見的一個場面，很有參考價值，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聖彼得大教堂的時候，不禁感覺一陣驚喜。教皇坐在轎子上，由幾名瑞士守衛抬著剛好出現。電視正在拍攝這個過程。就在瑞士守衛把他抬到教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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