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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朱德考慮得更為長遠，連將來的民主選舉運動都想到了，認為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對中共有利，並且幽默地說：“讓蔣介石當總統，我們當副總統吧。”

毛澤東從來“不打無準備之戰”。他建議在去重慶的這段時間，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以便毛澤東、周恩來不在書記處時，仍保持有五個人在位，能夠開得起會。最重要的還是掌握部隊，第二天，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肖勁光同時離開延安，奔赴部隊，各就各位，作好戰鬥準備。這種嚴陣以待的態度，自然在延安營造出“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氣氛。毛澤東“壯士赴死”的英雄氣概，再次感動了紅色根據地的人民和全軍官兵，高階將領們個個立誓、人人表態，迅速地形成了決戰前的政治基調。這是毛澤東所需要的精神狀態。

就在這一天，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又一次心懷叵測地敦促毛澤東及早成行。毛澤東依舊不急不忙拖了一天，到8月24日才極為親切地回過一份電報去：“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第二章　戡亂與解放（6）

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提出去重慶談判存在兩種可能：第一，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有條件地承認中共地位，共產黨也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地位，於是兩黨（加民盟）合作，國家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第二，國民黨發動內戰，在全中國和全世介面前“輸理”，那麼，“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這才是一份真正的中共內部情報，而與蔣介石此前從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那裡所接到的“秘密情報”截然相反的是，他始終斷定毛澤東不會真正到重慶來。老蔣當然相信戴笠手下的那幫人，故而在重慶一片焦慮的聲浪中，他仍然保持著冷冷的淡定，總是說：“不要慌，我心裡有數……”

在獲取延安可靠訊息方面，蔣介石是下了大力氣的，明的暗的用了不知多少手段。還是在1943年，兩個“訓練有素”的國民黨軍官就騎著毛驢來到延安。他們一個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另一個是駐賀龍一二○師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延安給了這兩位“高參”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隔三岔五接見宴請，連中共的延安整風檔案，徐佛觀和郭仲容也照看不誤，而且是每份必讀，認真仔細地研究，隨時向重慶報告最新動態。

在國民黨軍統的圈子裡面，出入延安無疑是最值得炫耀的經歷。因而徐佛觀每次只要有回重慶述職的機會，都要被戴笠請到軍統局講課傳經。可是，延安畢竟是個“大染缸”，駐在那裡時間長了終究有危險，老蔣不放心，戴笠放不下，徐、郭二人也覺得苦不堪言，所以很快又被周勵武和羅伯倫取代。

周勵武這個人急於往上爬，到了延安就功名心切，一心想搞到中共有價值的情報，好去戴笠那裡邀功請賞。於是，他不久就盯上了延安交際處一個叫王榮棠的服務員。小王年紀不大，長得嫩嫩的，周勵武就想用個小計謀去引誘他，外出時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丟在地上，試圖等王榮棠財迷心竅撿到手就能抓住把柄。可週勵武哪裡知道，王榮棠是經過嚴格訓練而又久經沙場的中共“老”邊保人員，一眼就識破了他的那點小伎倆，二話不說，向組織彙報。周勵武不甘心，又盯上奉命來照顧他們生活的延安師範女生關淑珍，自然也以失敗而告終。

事實上，國民黨軍聯絡官從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就被高度控制起來，只是他們並不自知。他們偷偷發出的每一份電報，還沒等到老蔣圈閱，就已放在毛澤東的辦公桌上了。這雖說是重慶談判成敗譭譽的插曲，但卻也是正題。

國共之間還在溫情脈脈的文電展演期間，迷霧中的山雨欲來，實際已徐徐拉開帷幕。所謂“談判”，不過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明牌”。按照毛澤東的話說——“這是玻璃瓶子裡面押寶”！

打“明牌”的雙方所不同的是，延安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以一種“解放”的姿態“假戲真做”，因而有備而來，滴水不漏。而重慶國民黨政府從一開始就抱著過去“戡亂”的老皇曆“假戲假做”，驕橫心態不加掩飾，且上上下下看著委員長的眼色行事，都在吊兒郎當對付差事，以至於後來到了談判桌上，毫無準備，漏洞百出。於是，看透了對手底牌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能夠始終掌握著國共談判的主動權。整個談判只能按照中共早已擬就的方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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