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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章惇進行報復打擊，1100年後，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長沙），次年，更貶為雷州司戶，章惇終於貶死南方。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7）

章惇說趙佶輕佻，只不過是輕描淡寫，說中了趙佶性格中的部分弱點而已。其實趙佶的問題還很多，他的異想天開，胡作非為，不擇手段，不顧後果，也和隋煬帝楊廣相差無幾，要做起禍國殃民的事來，並不下於楊廣。攻擊王安石的人曾經說過，王安石的新法足以敗亂天下。事實上，王安石自1069年起推行新法，到趙佶登位的1100年為止，已經31年了，在這期間既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事，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天下並未大亂。從1100年趙佶登位到1127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國，不過27年，趙佶就闖下了兩件大禍，造成天下大亂。對內，他大辦花石綱，逼得東南各地民不聊生，民變蜂起，一手造成了方臘起事，他所重用的高俅等人為非作歹，把千千萬萬善良的林沖們逼上梁山。對外，他自作聰明，聯金伐遼，竟然完全丟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不守信用，不講道義，見利忘義，出賣朋友，在兩三年中，反反覆覆惹火了金國，最後招來金兵南下，血洗東京，讓千千萬萬軍民肝腦塗地，他的一家人，包括趙氏皇族子孫，也都賠在裡面。

趙佶和楊廣這兩個歷史人物極為相似。第一，他們都是花花公子，他們從前人手裡接下來的都不是爛攤子，而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大帝國。到了他們手裡，大膽妄為，拼命折騰，轉眼之間就把一個大帝國折騰得土崩瓦解，他們這種瞎折騰的本領真是一流的。第二，他們都有不低的文化素養，看起來瀟灑風流，和那些窮兇極惡的軍閥，殺人放火的混世魔王相比，表面上大不相同。但是他們任性妄為，做盡了殘害老百姓的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就在他們“瀟灑走一回”的時候，千千萬萬老百姓被推進水深火熱之中，國家崩潰，民族衰亡。他們作為決策者，作為亡國之君，罪責難逃。任何人都應該為自己所造成的災難負責，我們切不可因為他們風流瀟灑的外表而給予半點同情。

經過這樣一比較，歷史事實清清楚楚，王安石變法既有成績，也有過錯，但是並未造成天下大亂。

當時造成內憂外患，造成天下大亂的，正是這位花花公子皇帝，宋徽宗趙佶！

我們就事論事，只能作此結論。如果把問題考慮得再深一層，就不得不承認，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考慮問題，的確比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周密得多。在王安石正要重用呂惠卿的時候，司馬光立刻提醒他，呂惠卿不可相信。對靠新法起家的章惇、蔡京，亦復如此。王安石所考慮的，主要是新法的好處，是如何推行新法以富國強兵。司馬光所考慮的，主要不是新法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推行得了的問題，新法雖好，如果用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去推行，就不免與民爭利，即或財政收支狀況一時好轉，但是讓老百姓受了傷害，就會留下後遺症，造成隱憂。那些小人一旦得勢，就會盤踞高位，滿足私慾，不肯輕易退下來，必然會闖大禍。從王安石重用呂惠卿開始，司馬光就看出了這種危險傾向；蔡京等6賊把持朝政，造成內憂外患的事，也早在司馬光的憂慮之中。

王安石是出名的“拗相公”，是個不肯認錯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個君子，他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蔡京等人打著新法的招牌鬧得國破家亡的話，大概也會引咎自責的吧！

黨爭的犧牲品——蘇東坡

蘇東坡名蘇軾，他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為三蘇，在唐宋八大家中就佔了三家。他從小聰明絕頂，弱冠即有文名。22歲應考時，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刑賞忠厚之至論》，十分驚喜，推薦給皇帝。宋仁宗初讀蘇軾及其弟蘇轍兩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蘇軾如此高才，名聲又如此之大，先後驚動了兩位皇帝，為什麼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屢受打擊？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主觀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輕的時候，一直處於順境之中，所以說話做事，略無顧忌，想說就說，當做就做，心胸坦蕩，以誠待人。他認為“作文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嘻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他作文是這樣，做人也是這樣，嘻笑怒罵，出乎真情。對人說真話，訴真情，情真意切，毫無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險惡。《東坡事類》一書中說：蘇東坡對什麼人都願意交往，曾經說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頭叫化子。他的弟弟蘇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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