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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那時在“蘭心大戲院”的問題已經得到澄清，正要重新進入文藝界工作，但1955年，吳嫣因為潘漢年事件牽連，被關進提籃橋監獄，財產也被充公。有人上門來勸父親與她劃清界限，雖然當時父親和她結婚還不到一年，但父親將來做工作的人罵了回去。這樣一來，“自取滅亡”的父親也徹底斷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後來就在電影院裡做起送膠片、領位員的工作，見到他的人又有幾個知道，這個落魄的老頭兒在國共合作時還為美方做過翻譯呢？

父親與吳嫣的婚姻也並不那麼幸福，因為北京的程氏家族難以接受父親娶了這樣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親後來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吳嫣在政治氣氛寬鬆後又慢慢與她原來的“姐妹”熱絡起來，對父親照顧得並不是很周到。77歲那年，父親去世於上海。

因為父親的再婚，4歲時，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爺爺、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長孫，爺爺、奶奶和叔叔們對我都很好，但我從來沒有享受過與父母一起生活被寵愛的那種快樂。在我看來，即便是父母的責罵，也是一種與父母之間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這一切我從未擁有過。我從小到大的語文都非常好，但小學升初中的語文考試考砸了，就是因為那次的作文題是《我的家庭》，別的孩子自然都會寫與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為沒有經歷過，也不會寫。

母親雖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覺得到她對我的寵愛。1962年，她來北京拍《早春二月》，與孫道臨、謝芳、謝鐵驪等幾位主創人員都住在白塔寺電影局招待所裡，母親把我接到劇組裡，利用一切機會，增加母子之間的交流。後來阿丹叔叔也來到了劇組，週末，他們一起去王府井買東西。很多人圍觀他們，他們走到哪兒大家就跟到哪兒。道臨叔叔來了，坐公共汽車去後海，乘客也都圍觀，我那時也十幾歲了，多多少少有些叛逆心理，雖然一起上車，他們坐在前面，我遠遠地站在後面，裝作不認識他們的樣子。為此，道臨叔叔還向母親“抗議”，說我不願意跟他們在一起。

不盡往事紅塵裡：回憶我的母親上官雲珠（6）

現在回想起來，在母親四十幾歲時，她也許想到自己的未來，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親對我的母愛也越來越多地流露出來。10歲那年寒假開始，我每年假期回上海，平時住在媽媽家，有姐姐和大姨為伴，週日住爸爸那裡。那段時間，小時候沒有得到的母愛得到了些許補償：夏天洗完澡後，她摟著我坐在陽臺上給我講故事，或帶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親斷斷續續給我寫過一些信，她喜歡用綠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型，可惜這些信件，以及媽媽的照片後來都在“*”當中燒燬了。這幾年母親的照片都是我斷斷續續從她以前的朋友那裡蒐集來的，父親去世後，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也看到了當年母親在臺歷上留給他的隻言片語，這對我來說，是母親留給我最後的紀念。

我的姐姐姚姚雖然和我是同母異父的姐弟，但我們之間的感情非常好。父親當年也對姐姐視若己出。即便離婚後，姐姐還經常來程家找她的這個“爸爸”。姐姐雖然留在母親的身邊，但她在家裡很孤獨，母親對她很嚴厲，她與賀路的關係也不好，所以特別喜歡我這個比她小7歲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離開前，姐姐特地領我到照相館拍一張合影，照相時我總是不笑，姐姐就撓我癢癢。這張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們姐弟之間永遠的回憶。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車後先到父親家，正在洗澡，姐姐興沖沖趕過來，不管不顧地衝進衛生間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那種高興勁溢於言表。

姐姐原來學鋼琴，後來到上海音樂學院師從周小燕學習聲樂。母親自殺那年，她再有一年就畢業了，我在校園裡見到了她，她第一反應是特別高興，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學校角落裡一座兩層的小樓，進了琴房，她關上門，抱著我就哭，說：媽媽沒了。

母親的後事，是姐姐、燕凱一起處理的。燕凱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他出身高幹家庭，父親是華東局的一個領導。燕凱長得高高大大，喜歡穿黑大衣，是女同學眼裡的白馬王子。他和姐姐在學校裡，轟轟烈烈、旁若無人地熱戀著。燕凱高興起來，可以抱著姐姐在校園裡轉圈，晚上兩人就住在學校的琴房裡。

燕凱在學校裡也是位激進分子，和于會泳的造反派不合，後來“中央*小組”選擇了于會泳，燕凱一下子成為對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凱在關押自己的房間裡，用剃鬚刀同時割破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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