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房租漲價案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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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傍晚下衙之後，便帶了諸位夫人和侍衛，便裝出遊。游到京城邊上一個地方，卻見繁華的都市，到了這裡，有些店鋪還是關閉的，顯得冷冷清清，這就奇了。於是，上前去問一位老年店主。老人回答說：“房價飛漲，店家不堪其負，都交了房，另謀生路去了。”

我又問道：“那店家您怎麼還堅守著？”

老人回答說：“我這是房租尚未到期，提前退租房東肯定不會退錢，所以湊合著，等房租到期，也要另謀出路了。”

我聽了，的確吃了一驚。我這些年只管軍隊，地方上之事毫無涉獵，想不到情況如此嚴重。於是，回來後調閱相關資料，才知道，原來宋代的商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物價也與日俱增，這也包括房價，尤其是如首都汴京等大城市，“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房價高得非一般百姓不敢問津，包括一些官員在內，多數在大城市謀生的百姓只能租房子住。然而，房租“水漲船高”。

在宋代城鎮中，平民被稱為坊郭戶，並以財產為標準分為主戶、客戶，坊郭主戶就是在城裡有房產、經濟條件好的居民。坊郭客戶則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在城裡買不起房子的經濟條件較差的平民，他們是城鎮租房子的主要群體。而城鎮的房舍大小、多少也是宋代區分坊郭主戶等級的一個重要標準。實際上，宋代城鎮民間房東的組成就是城鎮中有房產出租的坊郭主戶，以及有房產出租的權貴官宦人家。

當時有一批在城鎮中沒有固定職業，專門靠出租房子過活的人，被叫做“掠房錢人”：家裡有幾間空房子打理打理，租給有需要的人，全家生活就有著落了，一般來說，這是城郭主戶中的普通百姓。這種情形不少，在當時自發形成了新的行業叫“莊宅行”，成了那些有房人的新“職業”。小房東的房子少，只是混餬口飯吃。如：北宋名臣歐陽修的報告中提到過，河東路遼州一個小房東，自家開了個餅店，同時也出租房子，“日掠房錢六文”，一個月180 文錢，一年得租金2160 多文。而同時期的蘇舜欽在他的文稿中，也提到了民間出租業，他說：“只於京師仕宦及有屋業者取之，歲入不啻百萬”。再看北宋末年，一個權貴官宦，因是太后親戚，得到賞賜極多，在京城等大城鎮有很多房產，僅出租房子一項，“房緡錢日二十千”（《宋史》），一天就是 文錢，一年大概在720 多萬錢。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能看出，同樣是房東，差別可不是一般的大。

宋代還有一種出租房，房東是官府。宋朝官府向官員、百姓提供公房出租，房租價格也因時、因地隨市場波動。如北宋熙寧十年（1077 年），首都開封的公租房的房租是每月每間170 文錢。18 年後，紹聖二年（1095 年），遠離京城的廣東惠州，因營房不夠，部分士兵進城租公房，每間月租接近300文錢。

那麼，此時最繁榮發達的首都，其房租更會大大增加，這跟北宋後期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物價上漲緊密關聯。《浩然齋雅談》中記載了一個叫張卿的官員所寫的關於房租的詩句：“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日房錢一貫足。”這所附帶了園林的一般京城住宅，每月的租金為30 貫，即 錢。而據說當時京城地區一個普通人夫（指被僱傭者）的月收入不到3000 文錢，相當於說，當時10 個工人的收入總額才能在京城租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住宅。

從歷史角度來看，宋代的租房市場已然比較規範3，也有些好措施。如根據經濟形勢、自然氣候變化、政治需要等，政府常以減免房租作為籠絡官吏以及百姓的措施之一。如宣和七年（1125 年），書畫家皇帝宋徽宗曾下令首都開封的公房、私房一律減少十分之二的租金。有宋一代，減少房租的政令常有，至於具體落實情況如何，就不得而知。

宋金議和後，宋廷認為“邊患”消弭，便著力發展內部經濟，“務與民休息，禁網疏闊，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賃金日增”，有錢的富人都競相投資房產出租，而且租金隨著物價，不斷上漲。當時，在城鎮買房，不是普通百姓所敢企及的，相當多的百姓包括官吏還是租房，官府為了減輕居民的租房壓力，下令公私租房適當降低租金，這一舉措受到房客們叫好，但有些地方官府出於個人利益考慮，常常陽奉陰違。

儘管政府出臺了房租打折的措施，很多百姓甚至官員仍感到吃不消，鎮江知府甚至因房租高遭遇了一場刺殺：一天，鎮江府衙前來了一個年輕人。這個年輕人一身京城衙門差人的打扮，跟府衙警衛說，他是京城太師府裡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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