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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版　序�

1986年7月10日，日本全國性大報《朝日新聞》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一個即將推出的系列讀者來信的中的第一封：這一系列的主題是“我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半年以前，即從這一年的1月起，其他主題的讀者來信一直顯著地以“談天說地”為專欄標題，出現在《朝日新聞·晨報》的“特刊”版面上。在這之前，“談天說地”欄目已經推出過另外兩個主題：“教師”和“男人女人”，反響都不俗。隨著越來越多的讀者把他們的想法和評說寄到報社，一種令人矚目的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的局面出現了。這兩個主題的來信後來由《朝日新聞》分別結集推出。 “我在戰爭中的經歷”系列本來計劃出3個月，但由於這個題目本身所具有的特質，反響異乎尋常。在成功地抓住讀者這一點上，大大超出了《朝日新聞》特刊版編輯原先的期望。這一系列一再延長，最後一直出到第二年的8月29日。來信總數達4000封，其中1100封獲選發表。同年，配以適當的介紹，這些信又以一套兩卷本的書籍《戰爭：血淚交織的證詞》與讀者見面。這書一上市，就入了暢銷排行榜。 所有來信都直接關乎寫信人的戰爭經歷或對戰爭的看法。一些人是參戰計程車兵，他們寫出了自己親歷的戰事、自己在行軍帳篷裡和戰俘營的經歷；一些信寫的是平民在戰時的生活——遭到轟炸的日本城市裡，沒學可上的孩子；一些述說了戰時軍事管制下的情景——在工廠做工的工人們及一個個家庭。女人們，以及男人們，都在講自己的故事。那些日本軍人的妻子們、母親們和孩子的感受，聽上去令人揪心。大部分寫信人如今已是六十出頭，戰爭期間他們正值十幾、二十幾歲，但信裡也說到了他們童年時候的往事。所有的人都在回溯往事。回顧與反省構成了這批來信的共同特徵。 第一批來信發表了。對過去的事件與經歷的回憶——這些事已經埋藏在他們心裡幾十年——許多人感到受不了，就像是重溫早已忘掉的噩夢。這些信超乎尋常地坦率，編輯們常常為其直言不諱所震撼。大部分來信所揭示的，都是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的事。似乎是，在漸入老境的當口，他們切望在離世前直抒胸臆。寫信人的回憶覆蓋了近乎20年，從30年代初日本進軍滿州，到40年代末最後一批戰犯從蘇聯遣返回國。 這批信在80年代一經公佈於世，立即引起爭論。事實上，許多讀者已經懷著極度的不安致信《朝日新聞》：“我們眼下正在發展與鄰國的友好關係，你們為什麼要把這些陳年惡跡翻騰出來？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我們正在極力把過去忘掉。”“別這麼忍心，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求求你們，別讓我們把忘了的又都想起來。” 《朝日新聞》新聞編輯部的一個編輯永澤道雄就這些抱怨作答。“無可諱言，”他在那兩卷本的來信匯編的後記中寫道，“當人們回想自己私人往事的時候，自然而然地，都願意將那不愉快的回憶儘量抹去。確實，作為個體，忘掉壞事確實屬於某種具有自我淨化作用的健康行為。但一個國家的歷史就不同了。儘量掩蓋過去的壞事，假裝這類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難道對我們民族的良知沒有損害麼？ 真正的勇敢是直面過去的錯誤。說到底，就算我們能夠忘記這些事，別人也不會忘記。在那些日子裡，日本人——七千萬都不止——正把自己的國家建成世界頭號強國。他們怎麼幹的，都幹了些什麼，無論是好是壞，已經做出來了。這是加在我們肩頭的重負。毫無畏懼地面對它，能使我們得到珍貴的教訓——這教訓將成為一隻羅盤，一隻肩負著指示日本未來的羅盤。” 他的話具有預見性。這本“我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文版（它在戰爭結束後55年才與讀者見面）來得正是時候。也就是說，當日本——無論將它看成一屆政府還是一個社會——一直在眾目睽睽之下，舉國一致地企圖將戰爭中的一切偷偷抹殺，因而遭到了舉世的窮追猛打。和很早就面對戰爭責任、並儘自己之所能對納粹時代的罪行作出賠償的德國人不同，日本人一直遲遲不肯正視自己過去犯下的罪孽。 二戰結束時，日本處在遍及全國的大震撼之中，主要是懊喪與悔恨。毫無疑問，日本人曾經全身心地投入那場戰爭。到了30年代後期，所有直言不諱的反戰意見都遭到有系統的扼殺。為開初在中國和太平洋地區所取得的戰績所激勵，日本人為自己感到驕傲，萬眾一心支援軍方。雖然私下裡許多日本人對國家的這一戰爭政策是否明智、是否道德疑慮重重，但“須同仇敵愾”、“必舉國一致”這類壓力，是難於抵抗的。 戰後盟軍對日本的佔領，在很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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