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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德丁記者說過：“中國方面的傷亡人數是三千到五千，不，可能超過此數”　（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九四頁），山本只是將德丁記者在這裡所說的“超過此數”改成‘不到此數’，其他都是照搬照抄。不過，德丁記者所說明的是因戰鬥而傷亡的人數，只是陣亡者的遺棄屍體的一部分而已。山本在文體上對此把“三千到五千”改寫成為中國兵遺棄屍體的總數。德丁記者就南京守軍的整個傷亡情況，明確地記述道：“至少有三萬五幹人的兵力遭到了殲滅，這相當於南京守軍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兩萬人被處以死刑”（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八四頁）。當遺棄屍體的數目引起人們注意時，不提這一整個傷亡人數，而只說因戰鬥而傷亡的估計人數，這是一種欺騙手段。

而且，我想提請注意，德丁記者關於陣亡人數的估計是相當保守的。雖然有在戰鬥情況下難以區別戰鬥傷亡與屠殺之類這種“戰果”之例，但我可以介紹一、兩個比較確切的資料，能夠推測戰鬥傷亡不是三千或五千，而是達到了一個莫大的數目。

師團長谷壽夫中將親自在其“軍情報告”中寫道，第六師團第四十五聯隊於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南京城牆兩側的江岸地區，“於各處遭遇了由南京逃脫出來的一萬多名敵人，予以重創，出現了江岸遍地都是屍體的狀況”（引自谷壽夫：《機密日俄戰爭史·序言》，第八頁。在《熊本兵團戰史》〔支那事變編，第一二五頁〕中談到交戰兵力為兩萬，傷亡一萬一千人）。而且，至於第十六師團第三十旅團在城北江岸下關地區的戰果，佐佐木到一旅團長親筆記述道：“這天（十三日），在我支隊作戰地區遺棄的敵人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如果將裝甲車在江面上擊滅的和各部隊所俘虜的合計起來，那末僅我支隊就解決了兩萬多敵人。”再有，這也是屠殺俘虜的例子，即沿著揚子江進軍的第十三師團第六十五聯隊把於十四日在南京近郊幕府山附近俘虜來的、從城內潰逃出來的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中國兵，幾天後在揚子江岸邊全遭槍殺了。這起事件是發生在德丁記者離開南京以後。

從這些例子中可看到的陣亡和被屠殺人數之多。即使從其一個個的例子來看，也是山本所謂總數為三千到五千的說法所無可比擬的。但是，即使將這些陣亡和被屠殺人數全部加起來，也只是包括無辜的普通老百姓在內的、南京事件的全部被害人數的幾分之一。上海派遣軍發表說遺棄屍體為八萬四千具，這還是低估的數字，有人推測說，遺棄屍體實際為這個數字的一倍。

不要說是我所推測的十幾萬具屍體，只要看了上海派遣軍發表的八萬四千具屍體這個數字，　山本就大為吃驚，　認為是“胡說八道”。關於這一點，高崎隆治在《現代之眼》一九七三年一月號中介紹了當時擔任南京憲兵分隊隊長的櫟派短歌作家崛川靜夫大尉的詩歌：“棄屍八萬，令人驚歎，有口難言”（收錄於歌集《南京》〔一九四○年出版〕）。因此，我希望讀者重讀一下這首歌集後再作一番思考。

正如高崎隆治所說的那樣，“一般認為憲兵大尉所記錄的數字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這大概是常識”，因而可見上海派遣軍發表的八、九萬這個數字，未必就是大本營所誇耀的戰果。

這些資料，都只是對遺棄屍體數的大概估計。不過，在中國和日本都有關於掩埋這些遺棄屍體時的統計記錄，根據日本軍的命令，主要從事遺棄屍體掩埋工作的是紅用字會和崇善堂這兩個慈善團體。據中國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書面證據（檢證一七○三、一七○四）說，前者掩埋了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三具，後者掩埋了十一萬二千二百六一十六具，共計掩埋了十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具屍體。

關於上述情況，本書第一編第2、3、6節和第二編第1節都有詳盡的敘述，希參照閱讀。

可以推測，在十二月十三日佔領後約一個星期時間，市京城內外有屍體十幾萬具。對此，山本則認為，僅就中國兵而言，遺棄屍體不足五千具。只有這樣認為的人，才對“太胡說八道”而感到啞然。誠然，可能也會由此而斷言此即“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這的確比《“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作者鈴木明有過之而不及了。

京都大學教授會田雄次比這個山本更進了一步。他在前面業已介紹過的與山本的談話中，恬不知恥地斷定：“即使在南京有一兩百個死人，也不會有那種胡作非為”的事發生（《季刊：歷史與文學》，一九七四年春季號。第八十五頁）。這才是自暴自棄的“胡說八道”，真不知何以對之，也不知打算墮落到何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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