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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慶方面在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並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項的情況下，即認作為屈服，得成為新中央政府的成員。”＇〔日〕《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朝雲新聞社，1983年版，第23頁。＇

6月18日，汪精衛啟程回中國，按日方意圖拼湊“中央政權”，汪在華北、上海、廣東等地活動，廣泛拉攏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駐上海武官的電報也評論道：“對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歡迎者，己無一人”。＇〔日〕《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朝雲新聞社，1983年版，第26頁。＇

8月28日，汪好容易才糾集到一部分漢奸，在上海召集其預定的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但其力量和影響卻如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報告：“現在，被汪派所蒐集的人，大部分是過去黨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敗分子，在廣大群眾中沒有任何基礎。所以，今後汪派的活動如不能對重慶政權內的重要分子以影響，假若得不到廣大群眾之擁護，前途極為渺茫。”＇〔日〕《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4，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216頁。＇

經過汪集團在上海各地奔波籌備，和對日本進行反覆的討價還價，最後在1939年12月30日簽訂了《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關於日華新關係調整的基本原則》、《關於日華新關係調整的具體原則》另8件《秘密諒解事項》、3件《機密諒解事項》等。其主要內容有：在軍事上，日本擁有防共名義下的駐屯、維持治安權，並要求保持對駐屯地區鐵道、航空、通訊、港灣的控制權益，汪偽軍隊聘請日本軍事顧問或教官。在經濟上，日汪共同開發華北資源，要保證日方在華北的經濟上處於優越地位，要在華北政務委員會內保有指導經濟的行政權，要賠償戰爭以來“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權力，利益之損失”。日汪雙方規定上述秘密協定“永不公佈”。但不久，高宗武、陶希聖因內部之爭，逃出上海，於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佈了日汪密約的全部內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直接參與，北平偽臨時政府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府頭目梁鴻志，同汪精衛在青島協商建立偽中央政權。以此為基礎，汪集團於3月20日在南京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正式組建汪記“國民政府”。形式上採取了“五權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長，陳公博任立法院長，溫宗堯任司法院長，梁鴻志任監察院長，王揖唐任考試院長。汪精衛在分封部下的同時，還空缺出一些部長等高階席位，以引誘蔣派人員入夥。

30日，汪精衛集團大小漢奸各就偽職，在南京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地址設原考試院舊址，當天公佈其《國民政府政綱》，釋出了《還都宣言》。

偽臨時、維新兩政府則分別發表解散宣言，實行“統一”。當晚，汪又發表對日廣播講話，對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謝，決心“將過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徹底放棄，重新確立和平反共建國之政策”。汪政權二號頭目周佛海同時發表廣播詞說：“中日今後是患難的朋友”。＇《中華日報》194O　年3月31日。＇

汪偽政權的正式建立，表明汪精衛集團完全淪為日本的工具。

四、日汪條約

日本扶植汪政權，對日蔣關係帶來新的衝擊。對於日本的政略戰略攻勢，國民政府也採取了多方面的對策。

1939年12月，針對日汪之間訂立“新關係調整要綱”及若干秘密諒解事項，國民政府發動了自武漢會戰之後一次重大的進攻作戰行動——冬季攻勢，使日軍“深感敵軍還健在”。江政權正式建立後，國民政府即於1940年3月30日下令懸賞拿辦汪精衛。而同時，重慶政府也同日方保持接觸，進行會談。

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衛政權在南京宣佈正式成立，汪偽政權號稱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但實際上，該政權從策劃到正式建立，全為日本操縱和控制，根據日汪密約，自成立之日便在內部設立“最高軍事顧問部”和“最高經濟顧問部”，尤以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為汪集團之太上皇。汪政權名義雖為“中央政權”，但實際管轄範圍小得可憐，華北地區和蒙疆地區仍為日本另行控制的偽政權，連“國旗”也與汪政權不同，分別為五色旗和四色七條旗。漢口地區長期作為日本單獨的軍管區，後建立了偽湖北省和漢口市政府，名義歸屬南京，而實際上唯日軍第11集團軍之令是聽。故汪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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