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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羅廣斌的作品。〃然後又說：〃劉心武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代言人……〃接著引用了我在1979　年11　月四次文代會上的一段發言；又說：〃在運用短篇小說的技巧上，劉心武進展很快。1979　年6　月他發表了《我愛每一片綠葉》，這篇故事成功地將隱喻、戲劇性的事件和複雜的時間結構，全部融合進長留讀者心中的人物描寫裡，描寫了一個才華橫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的意象是主人公藏在書桌中的一張女人的照片……劉心武將藏匿的照片這一象徵物，觸目驚心地暗喻為知識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中，這真是一個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譯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　月第一版）

引用這些〃洋鬼子〃的話，確實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為了簡便地說明以下幾個問題：（1）《班主任》這篇作品，產生於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積存已久的腹誹，其中集中體現為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強烈不滿；（2）這篇作品是〃傷痕文學〃中公開發表得最早的一篇；（3）人們對這篇作品，以及整個〃傷痕文學〃的閱讀興趣，主要還不是出於文學性關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說是社會性關注使然；（4）這樣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出轟動，主要是因為帶頭講出了〃人人心中有〃，　卻一時說不出或說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說，它是一篇承載民間變革性訴求的文章；（5）這樣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費正清、麥克法夸爾等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主要是研究中國政治、社會、歷史……的注意，用來作為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社會發展變化的一種資料，這當然與純文學方面的評價基本上是兩回事兒；（6）就文學論文學，《班主任》的文字，特別是小說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寫《我愛每一片綠葉》時，技巧上開始有進步；到1981　年寫作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時，才開始有較自覺的文字意識。

《班主任》的構思成熟與開筆大約在1977　年夏天。那時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編輯。我1959　年從北京六十五中高中畢業，後在北京師範專科學校學習，1961年至1976　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師，但我1974　年起被〃借調〃離職寫作，1976年正式調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現北京出版社）當文藝編輯。《班主任》的素材當然來源於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體驗，但寫作它時我已不在中學。出版社為我提供了比中學開闊得多得多的政治與社會視野，而且能更〃近水樓臺〃地摸清當時文學復甦的可能性與徵兆，也就是說，可以更及時、有利地抓住命運給個體生命提供的機遇。

寫《班主任》時，作為文藝編輯室的編輯，我分工抓長篇小說，當時手裡比較成熟的稿子有兩部，一部是《雅克薩》，寫清朝抗俄的，這是那時很時髦的題材，後來好多出版社都出了該題材的長篇小說，我責編的那本1978　年也出版了，作者謝鯤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本來可以寫出脫離時髦題材，特別是脫離〃主題先行〃那樣路數的，體現其個性的純文學佳作的，可惜卻因肝功能衰竭而英年早逝。另一部是兩位農民作者合作的，寫農村修路的《大路歌》；他們的稿子生活氣息濃冽，文字也活潑流暢，可是，雖說1976　年10　月打倒了〃四人幫〃，1977　年2　月7　日，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透過〃兩報一刊〃的社論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　決定了還得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當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們編輯部對稿子的取捨，也就不能以此為準繩，這可難為了我這個責編和兩位作者……我們必須使稿子裡有階級敵人搞破壞，還得歌頌文化大革命；可他們那裡修路，實在並沒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我出差到他們所在的農村，跟他們翻來覆去地編造階級敵人破壞的故事，可是怎麼也編不圓；結果，這部書稿到頭來沒能出版。與謝鯤的接觸，使我感到我們那一代人必須抓緊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歲，已不能算是很年輕了）；編《大路歌》的失敗，使我產生出棄瞎編、寫真實的求變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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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班主任》的回憶（2）

1977　年夏天我開始在家裡那十平方米的小屋裡，偷偷鋪開稿紙寫《班主任》，　寫得很順利，但寫完後，夜深人靜時自己一讀，心裡直打鼓……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這樣的稿子能公開拿出去嗎？在發表慾的支配下，我終於鼓起勇氣，有一天下了班，我到離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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